长江商报消息 ——评说法国系列之四
■ 陈兴杰(北京 媒体人)
谈论乌托邦,多数人都要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算起。他用详尽的笔触描写了乌托邦的情形,如住房、服装、劳动、婚姻、娱乐,甚至连便溺器是什么样都想到了。这可比前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类笼统说法强太多。知识分子构建理想社会,这种构建基于理论基础(例如批判私有制)和详尽规划,是乌托邦和其他想象的区别。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股社会实验的潮流正潜滋暗长。这就是始于傅立叶的乌托邦运动。
傅立叶设计的乌托邦名为法郎吉,每个法郎吉1620人。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数,他说人的性格共有810种,每个法郎吉刚好有两个性格相同的人(考虑得真周到)。他把人类工作进行细分,既有粮食蔬菜种植,又有手工业生产。除了老少,所有人都要参加工作,并且工作需要轮换,以使苦乐均等……
不需详述,你是不是已觉得恐怖?傅立叶坚定地认为,这才是理想社会的基础。他不停发表文章,写信给大人物,希望获得资助,但直到晚年,才募集到30万法郎。可能自感时日无多,工程匆忙启动,规划中的大厦只是简陋小屋,没有预想中的大庄园,只有一小块农场。第一个法郎吉不满1620人,只有150多个工人。由于缺乏资金,法郎吉还没正式运营,就基本破产,傅立叶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他的门徒在欧洲、北非和美国建立了40多个法郎吉,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位门徒高登,通过改造法郎吉建立了一个“工人之家”,曾得以长期维持。
与傅立叶同时,英国实业家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建立了“新和谐公社”。这个公社在坚持四年后破产。原因是集体所有制使公社内消耗巨大,生产缺乏激励,坐吃山空后就分崩离析了。
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由来已久,为什么到了19世纪,突然有一批人前赴后继去实践呢?工业革命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财富,使空想家们觉得人类无所不能。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产权保护,而把这一切归为自然而然。贫穷和不平等则被归咎到少数人无耻贪婪,私有制成了罪恶渊薮。现代大企业的分工安排,城市分区的逐渐成型,使他们觉得规划社会不过如此。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不是纯粹的书生,他们熟悉商业和企业。傅立叶的门徒高登和欧文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志得意满,热衷于将管理才能施展在社会领域。从机械工程师或者企业管理家,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社会工程师”。
乌托邦的失败不是因为参与者道德不足、能力低或外界破坏。当时的“新和谐公社”一度广受好评,参观者众。不过这种井井有条的安排,隐含的是无可选择。缺乏自由是一切乌托邦的命门。没有个人财产,没有自由选择,承诺的富足生活过不了几天也会变得乏味。由于它的封闭和缺乏激励,经济破产是迟早的事情。
19世纪的乌托邦并非全无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坚守非暴力原则。大概是被法国大革命的破坏力吓坏了,傅立叶一生反对暴力。尽管对建立乌托邦十分狂热,他始终靠自己的财产和募捐建设法郎吉。其他乌托邦主义者也都坚守这一原则,绝少听说强迫或者奴役的事情。因此,当时的民众和政府也对这一社会实验保持了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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