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税收法定”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于立生

6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工作”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楼继伟表示，这次三中全会明确规定，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今后这些税收条例要逐步改成立法，立法应该是全国人大的事情。

税收具有强制性，没有指定用途，用于一般性财政支出，诸如供养军队——抵御外来侵略，供养警察——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供养法庭——仲裁民众间权利纷争，等等。民众缴纳税赋，换取公权力机关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而，“税收法定”原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通行原则，亦即征税权力必须由民意机关而非行政机关直接掌握；具体而言，包括三项内容：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程序法定，从而便于维护民众的财产权。

“税收法定”原则，也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要求。2000年施行的《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目前，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我国相当部分主体税种都游离在人大立法之外，大量税收事务都是由政府行政法规主导。1985年，全国人大将财税立法权转授国务院，允许通过税收条例的形式推进税制改革。“便宜行事”有其时代背景——其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治建设尚处起步阶段，建立现代税制的经验和条件都不够，而经济改革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快速转轨之中……亦正因此，这种方式利弊皆有，正如楼继伟所指出，好处是比较快地建立起了我们的税制，而弊端，则是带来一些税收的随意性。

“随意性”体现之一是，如楼继伟所说，“比如有一些地方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政府争取税收优惠，或者说随意减免税”，税收的强制性也就为讨价还价所消解。“随意性”体现之二是，增加了企业和民众的税赋负担。4日政协中共一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表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税负非常重的国家。中国的税负比例，在世界上仅次于比利时，和法国并列第二。”此外，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譬如2000年《立法法》的施行），大量税收事务仍由政府行政法规主导的状况，也呈现出不合拍的滞后态势。因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财税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财税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可取路径有二，一是另起炉灶，同时废止此前的“1985年授权决定”以及衍生的税收条例；二是间接收回，推动此前授权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上升成为法律，尤其是一些经过实践检验比较成熟、具备立法条件的。此外，新税种的设立开征，必须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关。从而，实现税收体系的法律化优化重构、与时俱进。

5日李克强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并实现财政阳光化。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财税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将政府直接征税之手拿开，亦更利于阳光政府的打造，以及通过减轻企业的税负，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并使民众财产权得到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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