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应统筹推进

长江商报消息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3月25日财政部网站公布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显示，今年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7年以来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四连增”。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一个有力呼应。

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起码有三大好处：其一，可以充实社会基金，为增加公共研发平台等公共服务性支出提供财务支持；其二，可以倒逼央企市场化改革，靠真实市场竞争力而不是靠低红利上缴比例去赢得市场；其三，可以推动市场环境更为公平，扭转民企与国企（尤其是央企）之间政策倾斜过于不公的现状。

但是，细加琢磨，我们还是认为，欲达到上述三大好处，仅仅靠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央企股权改革、信贷和补贴政策改革等配套政策的统筹推进。

仅仅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而没有股权改革的协同推进，那么，只能达到上述三大好处的第一条，而倒逼央企市场化改革和推动市场环境更为公平这两条，却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如此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中所提及的“符合小型微型企业规定标准的国有独资企业，应缴利润不足10万元的，比照第五类政策性企业，免缴当年应缴利润”，对于这样的小微央企，如果是非研究性机构，而是经营性机构，其实早就应该股权改革，将其混合所有制、甚至国有资本完全退出，而没有必要再给予其“免缴当年应缴利润”的优惠政策。

再者，如果仅仅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而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央企信贷、补贴等政策性倾斜，那么，央企很容易“堤内损失堤外补”，这并非是枉加推测。近7年来，仅“两桶油”以炼油业务亏损为名，就累计申请获得财政补贴合计高达2500亿元左右。一边多上缴了些红利，一边又多申请财政补贴，以及政策性优惠贷款，这对于无论是充实社会基金等提供财务支持，还是倒逼央企市场化改革、推动市场环境更为公平，实质上均是无所助益的。

还有，针对产业多元化、全产业链以及市场国际国内两条线的央企，亦应区分对待，细分类别分别提高其红利上缴比例。比如，针对华润、保利等产业多元化的央企，对其相关产业应按照当下的五档标准分类征收，但是对其房地产业务，起码应按照当下红利上缴标准的第二类征收（20%）；再如，针对中石化、中石油等全产业链央企，亦应明确区分其产业链的上下游，对市场化明显的下游领域，石油炼制加工和终端销售应大幅提高其红利上缴比例；还如，对于航运航空等央企，有必要区分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业务可小幅增加红利上缴比例，而对国内市场业务则应大幅增加红利上缴比例，以尽可能确保与民营航运航空公司相对公平的市场地位。

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利国利民，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缺乏相关配套政策的统筹推进，则很容易导致事与愿违的结局，部分央企可以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为由，为经营管理不善所引起的亏损提供借口，为多争取财政补贴和政策性信贷优惠创造理由。

之于当下而言，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必须与加快央企股权改革、信贷和补贴政策改革，细化具体央企的产业类别和市场类别相结合，只有彼此协同配套推进，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上述三大好处。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