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于立生
近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保部联合印发《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措施。
要成为一个合格乃至的优秀的医生,投入的医学专业训练的成本并不低,加之医务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医生理应有机会获得优厚的收入。如此,才能激励人投身医卫事业。而据此前广东深圳市人大代表纪志勇透露,如深圳市政府,目前对医务人员收入的投入只占了10%,由此即催生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收受红包等种种久为公众诟病的乱象。医生沦为医院的赚钱机器,而医院则把收入中的大部分投入到医疗设备购买等地方。当医生成为籍卖药给医院创收的“业务员”,其医术的价格并不能从收入上体现出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推进医生的“多点执业”,而不是非要依附某家公立医院讨生活,则有利于医生的收入提高,并促进医生之间优胜劣汰,——以药养医、靠卖药获利,并不能再成为庸医的“避难所”。
鼓励社会办医,随着医疗机构的增多,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加剧,有助于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下降,以及借助非公立医疗机构的“鲶鱼效应”,逼使公立医疗机构更好地实现其公益职能。市场讲效率,政府讲公平,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理应以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为本,但在既往的“医改”中,却是发生扭曲变形。既往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缓慢,规模偏小,服务数量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的比重较低(10%左右),在竞争缺乏,同时医疗资源有限、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借行政性垄断在谋利,而这背后,则是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谈到,香港的公立医院收费廉价,但运营成本超高,如2009年香港政府的公立医疗预算是333.8亿元,人均4800元,要是换算到13亿多人口,那得每年6万亿,并不是内地所能承受的。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在社会资本更多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后,政府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投入基本医疗服务,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亦即从实际出发,旨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抓大放小”,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体现其公共服务职能。
市场上医疗资源供给的增多,将有助缓解老百姓的看病难。而随着医疗市场的细分,专业化分工合作可以大幅减低产出成本,进而总体上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同时,在多元化办医格局之下,就是富人请特护之类,也属愿打愿挨,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和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形成对接。
鉴于中国医疗市场的庞大,随着市场转入的放宽,既往管制之下的医卫行业壁垒被打破,对天性逐利的社会资本而言,也是利好。
当然,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关键还在于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医疗保险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支付政策。不得区别对待”,即是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改革,剥离附着“编制”之上的诸多利益,促进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之间的人才自由流动,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一些大型公立医院往往产学研一体,优越的科研条件也是吸引人才之处,那么,如何推动、扶持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学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以及非公立医疗机构产学研一体化,也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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