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自“11超日债”违约事件发生后,关于中国将迎来雷曼时刻的说法就不绝于耳。毫无疑问,近期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正在凸显,但说中国将迎来雷曼时刻,则言过其实。
关于中国债务的严重性,是必须要承认的。中国总债务(公共部门、消费者和企业三者债务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大幅升高至230%,远高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但是,单纯把这一数据与欧美做横向对比,然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将发生债务危机,是以偏概全。虽然中国有着极高的债务率,但是所幸中国有着全球第一的储蓄率。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高达50%以上。高储蓄率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落后的结果,但也是奠定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
相较于公共部门债务和企业债务,中国家庭负债总体规模不大,危险较低。目前市场集中关注的债务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已经发生债务违约的公司债;二是城投债。这两部分债务都存在不小风险,特别是企业债务,但目前仍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美国次贷危机发酵于家庭部门债务危机,而欧洲债务危机起源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而中国目前的债务风险主要存在于企业债务。标普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在这其中,真正具有危险性的是产能过剩领域企业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企业。
“11超日债”违约事件反映的是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风险,而浙江兴润置业债务违约反映的是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4万亿经济刺激下带来的产能过剩恶果开始破裂,这些领域未来很可能继续发生债务违约事件。但是,过剩产能领域企业本身往往具有大量资产,可以通过变卖资产来偿还债务。伴随着欧美经济快速复苏,这些企业的出口预计将会好转。而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的房企中,从目前看,一二线城市房企的日子仍然比较滋润。所以,虽然过剩产能领域和房地产领域都有债务违约风险,但基本不太可能转化成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并且,我们需要看到,目前发生的债务违约有着明显的政府选择背景。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公司债违约,以此来显示中国政府将逐步放弃对公司债务的兜底,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去杠杆化。但是,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公司债务违约,政府兜底的可能性仍然比较大。这种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不彻底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一概抹杀。中国政府需要根据企业债务违约的实际规模,决定是否干预。目前发生债务违约的规模都有限,政府没有必要干预。
至于政府债务风险,则要比企业债务风险小得多。去年年底审计署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和债务率都在国际警戒线之下。2014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的高峰年份之一,地方政府面临着一定的集中偿付压力,但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对到期债务覆盖倍数较高,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虽然短时间内没有什么风险,但是政府性债务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未来需要做好城投债转为市政债等相关改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不需要短期强刺激。采取结构性减税,适度扩大保障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避免出现经济大幅下滑引发债务危机。只要经济保持基本稳定,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本报评论员 梁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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