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收益上缴比例再提高”的进步与差距

长江商报消息 财政部日前决定，从2014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即：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是个令人欣慰的明显进步。除了上缴比例提高，此次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如“教育部所属企业”等众多部属企业，也被纳入到了上缴范围之内。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确有明显进步，但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的相关目标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这具体表现在，其一，提高后的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仍然并不算高。比如，“第一类企业25%”的最高上缴比例，与《决定》提出的30%比例，还差了5个百分点；并且，适用25%最高上缴比例的“第一类企业”，只有孤零零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再如，适用20%上缴比例的第二类企业数量同样也并不多，仅区区15家，而其他绝大多数央企都属于上缴比例仅为15%的第三类企业、10%的第四类企业或“免交”的第五类企业。

其二，扩大后的上缴国有资本收益范围，仍然并没有包含利润极为丰厚的金融类央企，比如，那些“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据年报，2013年，仅仅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净利润便高达8627.23亿元，平均日赚23.6亿元。

其三，国有资本收益今后将如何具体使用，如何“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部的决定，也并没有明确说法。众所周知，尽管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政策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并没有多少国有资本收益真正“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一直主要是一种“取之于国企，用之于国企”的分配格局。譬如，2012年中央企业上缴红利仅有不足8%用于民生支出，超过90%都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项目等名义重回央企内部。

央企之所以必须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并不断提高比例，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全民”实乃央企的真正主人和“老板”，“老板”要求央企上缴资本收益，天经地义，也符合“谁投资、谁受益”的经济逻辑。另一方面，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不断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也显得十分迫切。长期以来，在诸多基础民生领域，一直都存在公共投入不足、比较“差钱”的困境。比如，住房领域的保障房建设，教育领域的薄弱学校建设、校车建设，社保领域的养老金巨额“空账”填补、长期支付缺口弥合等。

■ 张贵峰（荆门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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