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陈玥辛 发自北京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依法治国”这一主题成了当下最受关注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和紧迫问题作出系统改革部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体制改革。
特别在当前国际经济整体下行，国内经济发展换挡期成为新常态的情况下，依法治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意义？四中全会后，中国的反腐走向会有怎样的变化？本报记者就这些焦点问题与党建与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了专题对话。
立法已不少，但在执法层面出现障碍
谢春涛：历史上第一次选择依法治国作为全会的主题，各方高度关注，也高度认同。中央选这个主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体制在顶层设计上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改革决定说明的时候指出，改革是问题倒逼出来的。很多难题，由于所谓深层次的问题，不通过改革解决不了，而且不是通过一项、两项的改革就能解决问题，需要法治上的保障。
竹立家：四中全会召开以后，依法治国能成为不光是全党，而且是全国人民推进的一个现实。四中全会首先要解决有法必依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可以说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要继续注重诸如社会乱象、贪腐、权力腐败等问题，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社会上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怎样解决有法必依的问题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内涵。
陈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立法已经不少，但在执法层面出现了很大的障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法者缺少监督——特别是地方政府。
要框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刘俊海：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针对依法治国重大部署做出顶层制度设计，着眼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勾勒出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准则、原则和方向性的行为指引，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走向法治国家的指南针。
要规范执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对于行政监管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于公民来说，则应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要框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打造服务型政府，打造法治、透明、廉洁、勤勉的政府。要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规范政府的权力，真正把政府的行政权关进笼子。
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红利
陈云：在当下国内经济进入换挡期的时候，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增长方式要转变为内源式发展，从廉价的要素驱动，转变为技术和制度驱动。对此法治是关键。因为只有法治才能提供信用担保，并保证交易主体市场地位平等，所交易的标的物产权清晰。
刘俊海：预计四中全会后，政府权力的界定、行使、监督会相应明确，法院的司法改革也将大刀阔斧，对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7-8%的增长率已经两年多，“依法治国”在此时提出，对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而言，建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上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无疑对于化解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
竹立家:十八大以来，反腐动作举世瞩目，人心大快。我们现在的反腐，并不能说是运动式的反腐，只能说是成效显著，但当前这样的反腐只是治标不治本。下一步工作应该是制度反腐，从制度上限制、约束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的发生。期待四中全会能够在反腐和预防腐败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制度化的安排。推进反腐的制度化建设，公共权力在于约束、监督、进一步规范化。我认为，四中全会应该是个标志，标志着反腐工作从“治标”转变为“治本”。下一步我们要“治本”，这主要体现在预防这一层面上，通过制度安排、法律法规来规范、限制、约束公共权力，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觉得这是四中全会在调整公共权力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或是突破。
依法治国须约束政府权力
竹立家：依法治国须约束政府权力，避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过多过宽过乱。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依法治国这一主题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有一点是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讲规则的社会、诚信社会。只有按规则行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会简单化、才会相互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才会降低。无论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只要我们的法制化程度提高，必然会对我们的市场运行、政治制度改善、社会信任的重建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对话人
谢春涛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陈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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