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是次反思契机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张瑜

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拟对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就在昨日本报独家报道的“一个女人构建的7亿县域庞式骗局”中，伍远芬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被石首警方立案调查。

类似案件已经很多，其中，尤以“东阳富姐”吴英案最引人注目。2009年，吴英因集资诈骗，被浙江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更是引发全国关注。

按照现行刑法的定义，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应该说，集资诈骗往往以高额利息回报为诱惑，让很多人钻进庞式骗局，落得倾家荡产，实在天怒人怨。但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取消非暴力犯罪死刑已成潮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废除集资诈骗死刑，显然无法逃脱于这场浪潮。

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也经不起细节上的法律考量。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指出，“我国刑法对于普通诈骗罪并未规定死刑，这是考虑到被害人贪图便宜，想获取高额回报，其自身存在过错，因此对于诈骗罪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同理，在集资诈骗中，被害人也有相同的过错，将责任全部推到集资诈骗者身上，对其判处死刑，显然不公允。

尤其是，透过轰动全国的吴英案，集资诈骗罪背后的金融制度之失，也逐渐浮现在大众眼前。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仍旧处于行政垄断状态。国企不愁从银行贷不到款，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却往往要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在这种金融制度下，民营企业家往往只能被迫向民间融资。一旦出事，其融资行为就被抹上违法色彩。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集资诈骗罪成了民营企业家的“专属罪名”。

另一方面，垄断下的金融行业并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水平偏低，加之民间投资理财渠道受限，公众乃至企业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更愿意借助民间借贷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在此背景下，试图以死刑来遏制集资诈骗，无异于将责任全部推给了集资个人，对垄断金融体制这个“推手”进行了免责。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拟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这是个积极的信号。无论这次修法能否落地，它都不失为一次反思的契机：对生命应予尊重，对法律应当审慎。同时，金融垄断体制之失，也应借此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纠偏，如此才能向集资诈骗开出治本之方，而非一味地向市场展示法律的冰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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