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今日上午举行 纪念馆降半旗迎国家公祭日

 77年前，南京城破，30万同胞惨遭杀戮，血腥屠杀震惊世界。

    77年后一个同样阴冷的冬天，记者探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日上午，我国将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昨日中午，纪念馆被布置得庄严肃穆，顶上竖着一块块黑幡，上面写着白色的“国家公祭”字样，与纪念馆前遇难者雕塑共同形成哀悼的氛围。纪念馆门前搭好了小型花坛，白色和黄色的花朵中树立着“12·13”两个数字。纪念馆外武警官兵已经就位，街道上也挂起了“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的字牌。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纪念馆广场上的国旗已经降为半旗。常年在纪念馆做义工的佘子清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介绍，纪念馆内平时并未降半旗，此时降半旗可能为公祭日准备的。

    新中国历史上，我国曾为领导人逝世降半旗。1999年5月12日，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向在中国驻南使馆牺牲的3名中国人志哀，这是我国首次为普通国民降半旗。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自然灾难中的普通逝者降半旗。此后，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全国和驻外使领馆皆降半旗，对遇难者志哀。国旗与国民的生命之间，建立了越来越直接的关联。

    二战后，一些主要参战国先后设立战争胜利日和死难者国家纪念日，多个国家会在纪念日当天降半旗为死难者志哀。

    从11月18日起，纪念馆就已闭馆改造为公祭日做准备，但昨天仍有不少市民前来表达哀思。63岁的常本陵在纪念馆外驻足良久，他的奶奶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父母躲在地窖中侥幸活了下来。每年的12月13日，常本陵都会来纪念馆祭奠死难的同胞，“听说明天会戒严，所以提前来了，不来一趟心里就是放不下”。

    （特派记者 刘嘉）

    ■访谈     

    全国人大今年创设4个国家纪念日

    专家称有利构筑国家认同体系

    今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将举行，这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的4个纪念日之一。其他3个纪念日分别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烈士纪念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设立纪念日最多的一年。武汉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刚表示，设立国家纪念日，通过仪式化的活动，有助于凝聚民族共识，构筑一整套的国家认同体系。

    4个纪念日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与国家公祭日与抗战有关。陈刚认为，从历史维度看，可以提升我国公民历史责任意识、强化青少年公民教育。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中国为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层面设立相关纪念日意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忘历史、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同时也是向全世界传递捍卫二战成果和战后秩序的信念。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还体现了国家对先烈前辈的缅怀，对死者同胞的悼念。陈刚说，过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战争的着墨多于抗日战争。将对外战争纪念日加入国家纪念日系统，彰显了国家的人民情怀，也更容易塑造民族认同。

    设立国家宪法日则是从政治理念维度，强调法治重要性与宪法权威，这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紧密相连。陈刚表示，国家对于宪法的态度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态度，设立国家宪法日是对法治的进一步实体化，有利于增强全民宪法意识，塑造人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

    “过去此类纪念日活动在国内仅限于地方甚至个别群体的零星举办，没有提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陈刚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活动过去就一直由南京市主办，限于市级层面，对于烈士的纪念也多是各地组织自发进行。此前，关于全国性的纪念日停留在建议主张阶段。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的建议，批准设立4个纪念日。陈刚认为，这是“顺应人民意志”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有利于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提振国家精神。

    （记者 潘茜） 

    公祭日建议者：对人的生命和尊严充满敬畏

    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邹建平在全国两会上递交了两份建议，分别是“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入罪”。

    当年2月，南京市某代表团到名古屋访问，名古屋市长公开否认大屠杀，这让南京人非常愤怒。3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在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

    “因为时间紧，不到两页纸的文字，内容是提议将省、市级别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这两页纸的建议得到不少代表的支持。“不少人看到公祭日的建议都毫不犹豫签了名，最后共有30多人联署”。邹建平告诉记者。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邹建平说，公祭日的设立既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击，也是对死难者的告慰，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对国家、民族的苦难始终保持清醒的记忆。

    他还谈到，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的纪念日设立非常集中，这些纪念日无一不体现着一种国家精神——“尊重历史、铭记历史，对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充满敬畏”。（特派记者 刘嘉）

    南京大屠杀研究者：爱国主义的大传播大宣誓

    谈到首个国家公祭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感慨良多。他说，这对30万死难者是一种很好的慰藉。“国家公祭，是一种最隆重、最高级别的祭奠，这反映了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对生命的尊重，对死难者的亲属、后代也会是很大的安慰”。

    进行国家公祭，也是弘扬爱国主义的最好方式。孙宅巍说，在国家公祭日之前，各级单位已经前后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公祭日将把所有的纪念活动带入最高潮。“这实际上是对爱国主义的一种大传播、大宣誓”。

    南京大屠杀给世界带来了极深的震撼，而与之规模相适应的祭奠，孙宅巍盼望了几十年。这次愿望实现了，他觉得祭奠不仅是个仪式，还对学者们拿出新的研究成果、新的佐证资料是一个鞭策。研究南京大屠杀三十余年里，有两种史料总让孙宅巍心情沉痛到读不下去，“一种是关于日本军队集体屠杀的记载，几万条生命转眼血流成河；还有一种是关于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方官兵在敌强我弱时用简陋武器抗击侵略者的那种视死如归，我无法想象这场战斗怎样才能打下去”。

    （特派记者 刘嘉）

    ■讲述

    幸存者刘兴铭

    父亲的遗产

    是一本证书

    12月11日下午，和往常一样，79岁的刘兴铭背着手站在路口的副食店里等待顾客。他的左手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写着“秦淮平安志愿者”几个字。

    77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日军突然冲进汤山刘岗头村抓男人，其中就有2岁的刘兴铭和他的父亲。男人们被蒙了眼，排成一排跪在晒稻场上。日本兵机枪一通扫射后，42个村民都再没站起来。母亲后来去收尸，发现刘兴铭还活着，就用围裙裹着救了回去。那天，村里几十个女人成了寡妇。刘兴铭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逃难，隔年再回村时，只剩下母子二人了。“两个哥哥一个病死一个被打死，9岁的姐姐一路背我，累到吐血，也死在逃难路上”。

    这些都是刘兴铭的母亲告诉他的。1955年，部队来村上招兵，刘兴铭想都没想就报名参了军。母亲见他穿上军装，高兴得一个劲说“不要调皮，好好学打枪，要报仇”。

    和平年代的军人刘兴铭并未一偿母亲的报仇心愿，7年后退伍，他回村继续种地。上世纪70年代，镇政府开始来村里登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兴铭填了表格。“幸存者每个月有津贴，1975年是12元，现在是910元，看病报销85%，我总跟别人说，这证书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遗产。”刘兴铭从玻璃柜台边拿出一本墨绿色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给记者看，他的身份证也夹在这本小小的证书中。

    金陵中学上周举行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邀请刘兴铭参加，送了他一本新修订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老人将书带回家，嘱咐孙子好好看这段历史，孙子却不怎么感兴趣。“他们才15岁，以后会懂的”。

    这十几年，有不少记者采访刘兴铭，这两三年尤其多，光是记者的名片他都攒了一盒子。刘兴铭很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跟记者不厌其烦地多讲几遍。“我就是想让世人、尤其是下一代都知道真相，知道日军的残忍”。    （特派记者 刘嘉）

    幸存者佘子清

    大屠杀纪念馆

    当义工10年

    “当火车司机44年，单位没有人知道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005年我出名后单位才知道，现在常请我回去给大家做演讲”。82岁的幸存者佘子清说的“出名”，指的是2004年，他和另外三名幸存者一起主动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义工，随后，有记者采访他，他的故事才被周围人所知。

    1937年日军侵城以后，年幼的佘子清和姐姐、哥哥躲进了西康路上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母亲舍不得离开家，觉得日本兵不会杀平民，独自一人留下守家。躲在使馆的两个月里，虽然闯入的日本兵曾用枪托把他砸得头破血流，但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回到家的姐弟三人才知道母亲和其他留在家里的邻居都被日本人杀死，尸体都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经历，佘子清的老伴和儿女早就知道，但都没有多过问，单位里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他幸存者的身份。“当时社会上没有多少人在讨论南京大屠杀，我自己也不懂幸存者对历史的重要性，也就没有跟同事提起过。”

    200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后，佘子清经常会去馆里看一看，寄托哀思。他发现在如此严肃的场所里竟然有不少人乱扔垃圾、搂搂抱抱，让他实在看不下去。四位幸存者一商量，申请成为了纪念馆的义工，一周六天在纪念馆内维持秩序，给参观者讲解大屠杀历史。义工一当就是十年。令他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来自日本爱知县的女大学生听过讲解后跪在他的面前痛哭，“她们说，在替爷爷辈赎罪”。

    如今，当年四个幸存者只有佘老一人在世，“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1750多位幸存者，现在还活着的只有100来人了”。今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认定了10位幸存者，这让佘子清很欣慰。他希望社会各界一起寻找还在世的幸存者，“找到的幸存者越多，恢复的历史就越多”。

    （特派记者 刘嘉）

    守城老兵周广田

    悼念他们，

    也没忘了我

    12月10日，南京，小雨。

    97岁的湖南老兵周广田站在光华门遗址前泣不成声。他上一次站在这里是1937年的12月12日，他所在的教导总队军士营一连二排驻守城门。当日初战告捷，全排军人斗志昂扬，向市民保证要与光华门共存亡，傍晚却接到撤退命令。从此，周广田与南京一别77年。

    “我这次来就是要祭奠我的战友们”，周广田哽咽着说，“当时的军队将领贪生怕死，丢下英勇奋战的士兵逃跑。”在志愿者们摆成“1937”字样的蜡烛旁，他泼洒了一坛酒，用最传统的方式告慰在这场劫难中丧生的手足同胞。

    光华门是南京城墙最突出、最紧要的城门，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样重要的城门，只有周广田所在的一个45人的排防守。老人回忆，扑向光华门防线的日军有一辆小型坦克、三辆装甲车，车上载有平射炮、重机枪。12日黎明，日军开始攻城，平射炮将城门打了一个缺口，日军排头兵就从缺口往里冲。“杀敌4人，我们只有两名战士受了轻伤”。赶退敌军，战士们还庆祝了胜利，谁知却在下午接到了口头命令，要求部队由挹江门出城，在下关集合后到郑州报到。

    挹江门已是一片混乱，行至下关看到日军兵舰正在追杀我军渡江的士兵。周广田看到码头侧面停有一小块竹排，作为代排长的周广田当即命令十余名不会游泳的士兵划竹排过江，他和其余三十多人脱掉棉军服就下了水。周广田抓住从上游漂来的木板，幸运躲过了日军的扫射，待他从木板下伸出头才看到，竹排上的十几名弟兄已被敌兵射死在江中。闯过生死关，周广田成了全排唯一活下来的人。

    “77年，我没有一天忘记这段历史，要忘了就对不起我死去的兄弟”。当被问到国家公祭日的意义，老人激动地说：“就是尊重历史，悼念他们，也没忘了我。”

    现在，周广田还有一个心愿，他想开店卖泡菜，资助贫困老兵。（特派记者 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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