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第一县 举城引为豪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特派通城记者 卢欢

通城位于湖北省东南部，乃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它的版图近似中国地图，也像个公鸡，中央地带为丘陵起伏的盆地，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平坦开阔。

从武汉一路向南，坐三个来小时汽车，长江商报记者踏上了这号称“八百壮士的故乡”的土地。作为记者此行的向导，网名叫“通城马英九”的通城文史爱好者李斌和通城县文联主席刘亚敏对此地的革命、战斗历史如数家珍。

他们首先提到的是，开国元勋罗荣桓元帅从通城起步，1927年8月打响了秋收暴动的第一枪，建立起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由此，通城也被称为“中共红色第一县”。这段红色革命史至今都让通城人引以为豪。

时间向后推移十余年，到了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1930年代末，驻守通城黄龙山天岳关一线的国民军陆军第92师与企图进攻长沙的日军在此激战。1939年，为纪念抗战阵亡的将士，该师师长梁汉明于天岳关西侧修建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墓”。蒋介石当时还特题写了“气壮山河”四个大字。这同样也是通城人多年来难以释怀的记忆。

无独有偶，1937年，派往上海前线的200多位通城战士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浴血奋战四天四夜，极大地彰显了民族气节。据记者所查阅的资料，通城曾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输出了三支劲旅，这当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被通城的历史所铭记。

作家沈虹光发表的文章《壮士无言》里，除记载了谢晋元、石美豪、胡梦生、万连卿、周福其等“壮士”的人生故事外，也对其他壮士散落到各地后的坎坷命运有了简要的交代。抗战胜利后，散落各地的壮士们辗转集中到上海，希望解决工作和生计，但被撂在一边。他们实在生计无着，有的去看大门，有的当清道夫，伤残者还流落街头，甚至有穷困潦倒者因犯抢劫罪被捕。

这其中，200多位通城籍壮士及其后人下落如何，更多还是谜。

万连卿

直至病逝很少提过去的峥嵘

县档案局副书记杨维刚对长江商报记者透露，目前掌握的87人名单中，返籍的占不到1/3；在查实40多位壮士中，成家者不足2/3，有后者也就1/3，即便原表中有名有姓有详细地址，现在上门也找不到人。

壮士回乡后，一家人生活艰辛，遭到不公正待遇，却无怨无悔，这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调查采访者。比如麦市壮士丁国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前不但没有因抗日有功受过照顾，反因是国军受尽批斗，他没事教孩子唱“八百壮士”歌，临终反复嘱咐养女，他死了可以不搞打灯坐夜那一套，但要为其立一“八百壮士”的墓碑。

李斌给记者讲述了壮士万连卿的故事。1995年起，李斌在黄袍乡呆了五年，结识了“八百壮士”幸存者万连卿。两人逐渐成了忘年之交，无话不谈。当年，万连卿由一个红军烈士的后代变成国民党警察，继而又成了国民军正规军一员，后又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从1937年底至1979年止的42年间，他只过了不到7年自由的日子，其他35年时间一直在羁押、流放和改造。特赦后的万连卿去了新疆劳改农场，就是车排子，一待18年，垦荒造田。

1983年，时为通城县黄袍公社望湖大队会计的林国贤出差到新疆，意外邂逅了他。乡音击碎了一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一交谈，他们竟然是同一个村庄的老乡。 林国贤劝他定居家乡，不再过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

万连卿当时很是纠结，一方面想回乡，一方面又顾虑，父亲是共产党，革命烈士，自己是战犯，劳改释放，回到家乡怎么说？会不会受到歧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回通城的是林国贤的一句话：你是“八百壮士”！

万连卿在农场办理了迁移手续，跟着林国贤回到了阔别快50年的家乡，先是在乡里的养鸡场工作，后来因年纪大了赋闲。他很少提过去的峥嵘岁月，默默地安度晚年，直至因病逝世。

尚凤英

唯一健在遗孀，带着南京尾音接受本报专访

时至今日，所有能查实的“八百壮士”均已作古，就连他们的夫人们也相继辞世，仅有胡梦生的遗孀尚凤英一人存世。

上周二，李斌、刘亚敏驱车带记者前往沙堆镇拜访年近九旬的尚凤英老太太。她在四个儿子家轮住，每次住一个月。原本以为这次轮到排行第九的儿子了，我们就先到了港背村一栋三层楼房跟前。一楼是榨油坊，老九家开的，门口的水泥坪上晾晒着待打油的桐子。一见我们来，正忙乎着的老九冲我们摆手，说老奶奶在排行第七的女儿家小住。

在胡梦生的孙子胡志全带路下，我们又前往崇阳县老七家。路上，李斌跟记者聊起尚老太太，不住夸赞她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不像乡村老婆婆。而且她平时喜欢看小说，几个月前曾去看望，她一个星期就翻完一本蛮厚的小说。

我们当天抵达时，老太太正闲坐在门口院子里晒太阳，穿着一件黑棉袄，外披蓝花马夹。她一脸和蔼，很配合我们的拍照，不时合起双手，表示感谢。

老太太耳朵早先就不好了，如今眼睛也模糊了，牙也掉光了。记者跟她的交流只能是简短式的，并且是在纸上进行。记者写道：“您对抗日战争期间的生活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她用带一点南京尾子的通城话回答：“那时候我还不懂事，生活很困难，为了填饱肚子，讨过米，捡过煤炭，也不知道丑不丑，等到日本人走了就稍好一点。”记者又写：“一个人带大十个孩子真不容易，您很伟大！您丈夫去世前留下什么遗愿了么？”她笑了笑，说：“我从南京来，一个人在这里，也没一个亲人。他走的时候，也没留话给我，小的只有三岁，很难啊，只能这样过。没办法，他们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让她在这个时候细细回顾往事并不容易。不过，她与壮士胡梦生的故事，已经被孙子胡志全写成了文章。生于1977年的胡志全比父辈和哥哥幸运，当过兵，现在县物价局工作。李斌说，这是已知的“八百壮士”后人中唯一一个拿公务员“铁饭碗”的人。其余的后人几乎全部在农村，文化水平不高，要么务农要么外出打工，处境都不大好。

今年将问世的通城新版县志《壮士小传》中也有记载：“1943年，胡梦生被日军押往南京做苦力。不久，胡在给日军剃头时瞅准机会，打死鬼子的一条狼狗后逃了出来，流落到南京成谱沙滩堰一尚姓人家，受到尚家保护。为了不使其被日军发现，尚家将18岁的女儿许配给胡。婚后，胡在一家公司当搬运工。1947年，胡回到故乡。1963年，因病去世。”

此后，跟着胡梦生来到通城的尚凤英在恶劣生活条件中，将十个子女全部抚养成人，却从没动过离开通城的念头。“我没什么要求，给我吃点就吃点。”老太太谈到现在的生活还算满足。胡志全则替奶奶说，过去受苦受累受压迫都过来了，如今也没有过多要求，只是希望“八百壮士”这段历史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重视，后人也可以得到适当的安慰。

金汉朝

遗物儿媳“偷”藏至今

龙印村壮士金汉朝1953年去世。他留下了不少“八百壮士”的遗物，让见到的人大开眼界。这些遗物现在由他的儿媳妇汪美菊保管，共有9件，包括“谢团长纪念像”、“忠贞奖章”等八百壮士文物；“训练团团章”，“军校校徽”，“军官总队五大队纪念章”各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第一军官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学员金汉朝”袖章一个，印有“奉准退役”、盖有总队长“潘佑强”印章的退役证一本，以及两枚印章。

那枚忠贞奖章，呈鸡心型，铜质镀金，相当精致。正上方是国民党党旗，旗下面是绿色橄榄枝，红底为衬，橄榄枝左右各两枝，对称向外张开。正面边缘为金色环圈，反面刻有“忠贞奖章”四个字，奖章上端连着叠成梯形的彩色编织带。有研究者称，这是1944年前后国民政府在重庆颁发的。当时，一部分“八百壮士”幸存者从日军虎口逃脱，陆续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了表彰这些爱国志士，特意制发了这批奖章。

刘亚敏向长江商报记者介绍，他喜好收藏古币，有一次汪美菊给他看了公公的这些遗物，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他这才发现，原来“八百壮士”的文物还保存得这么齐全，叮嘱她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卖掉。

为了保存公公的遗物，汪美菊可立下过功劳。汪美菊在“文革”中把家中所有金属都上交了，唯独把这些藏了起来。去世前，金汉朝把东西交给儿媳妇保管，而不放心自己的儿子。果不其然，他儿子想做生意又没本钱，拿了东西就出去卖。结果发现没人对此感兴趣，只好留在身上等机会出手。汪美菊发现后，又偷拿回去，再次藏了起来。

现在，县博物馆有意想收藏这批文物，正在与金汉朝家商讨。“看的人太多，纸质的退役证揉得像腌菜，折叠处已经断了。”刘亚敏也认为，被博物馆收藏保管将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万连卿。李斌 供图

熊任民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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