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挂职应缓行

长江商报消息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开了个会，议论主题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重点是讲作家到地方、基层政府“挂职体验生活”的问题。一位与会的作家朋友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家下地方、下基层体验生活，不必非要挂个职务。我深以为然。

纵观我国近三千年的文学史，超一流的作家，都历经艰难困苦，饱受心灵折磨，概莫能外。司马迁说，那些传世的经典著作，全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为何发愤？因为没有得到重视，重用；因为被疏远，放逐；因为受到了责罚，打击。“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一口气举了这么多例证。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司马迁之后，还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名单全部列出来，差不多就是整部的中国文学史。

对文化史的上述现象，前人已经有许多精彩的归纳，成为文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杜甫的“文章憎命达”，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是广为人知的名言。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两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一个人，倘若过的是富足康泰的生活，事事顺心，他是不大可能成为文学家的。没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没有伟大诗人屈原；没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就没有李白；没有“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就没有诗圣杜甫；没有“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就没有增删《红楼梦》的曹雪芹；自然，没有“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大概也不会有鲁迅。

上述现象与理论，可以概括成如下几句话：人，只有身处穷困的境地，才容易对人情世态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有强大的著书立说的动力。不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便是只能写些无关痛痒、风花雪月的消费性文字。

作家挂职，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由隶属于政府机构的作家协会发起，需要政府宣传部门、人事部门、财政部门配合协调的作家到地方、基层挂职，某种意义上说是去当官。根据我国国情，尽管这种“当官”有别于正式委任，没有明确的权力。但是，有级别、有关系，便等于有了种种的待遇与方便。吃喝应酬，在所难免；百姓见之，还可能敬而远之。要是忙于应酬，哪里还有时间深入底层，哪里还有机会扎根人民。定力差些的人，还有可能从此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当然，定力、良心兼而有之的作家，可能有所收获——他们走出寂寞书斋，这才有了了解官场现状的机会。但是，作家下地方、下基层，主要是体验民众的生活，而非主要体验基层官场现状，重心应该再下移，沉到大地上。

另外，作家挂职下乡，事实上也为作家提供一段有公费可以享受的写作日子。至少，吃住行三个方面可以公费开支——发表作品时的稿酬却归个人所有。这种作家挂职工程，实质上就是作协向个别作家发放的福利。于作家本人有害，于黎民百姓有伤（伤财）。

生活是无处不在的，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文豪们，有几个是通过“挂职”认识社会、了解人性，最终写出伟大著作的呢？因此，我建议，作协组织作家挂职一事，应该缓行！

□丁启阵

知名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原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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