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改制十年难脱行政化基因

长江商报消息 产权问题难以解决，部分地方采取行政主导方式确定新旧股权定价

□本报特派记者 黄敏 文/图 发自安徽临泉

在临泉这个230余万人口的县里，有超百万人外出打工，追回30年累计下来的不良贷款并非易事。工作人员数次登门，却经常找不到人。

打工挣了些钱的农民会想到在县城买房。因供不应求，这座国家级贫困县城内的房价已超6000元/平方米，接近武汉三环外的房价。

“给予利息优惠，可能会让工作好做一点。”上述临泉经济开发区追款《方案》中，对利息优惠作出具体安排。

利息优惠的同时，对故意拖欠人员的惩罚及法制手段也跟了上来。

临泉县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以来，县法院以拒不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而司法拘留了77人；县公安局以涉嫌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受贿等多项罪名刑事拘留33人，网上追逃7人。

信用社26名职工

被移送司法机关

《方案》显示，在2014年10月20日前主动以现金归还拖欠贷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利息优惠。欠款人主动归还2006年前不良贷款本息的，除免收罚息外，利息按结欠利息的20%计收；主动归还2007年至2009年不良贷款本息的，除免收罚息外，利息按结欠利息的40%计收；主动归还2010年至2012年不良贷款本息的，除免收罚息外，利息按结欠利息的50%计收；主动归还2013年不良贷款本息的，免收罚息。对依法强制清收的，不给予利息优惠，全额追缴本息及罚息。

对欠款不还的公职人员，《方案》规定， 2014年10月31日前仍未偿清贷款的，由县纪委等部门联合对其采取“三停五不” 措施（“三停”即“停薪、停职、停岗”，“五不”即“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加薪、不晋级”； 对省、市驻临直管单位，建议上级主管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工资只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并按照有关规定扣划其工资还贷。

《方案》表示，对于在清收过程中发现的假冒名贷款、大户贷款、逃废债务和收贷不入账的相关人员，立即交司法机关从严从快查处。对规定还款期限届满仍没有清偿贷款的借款户、态度恶劣的“钉子户”、逃废债务的“赖债户”，由县清收工作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重点联合清收、打击和处理，并在媒体上予以曝光。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人员，必要时提请法院依法强制清收；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除司法拘留的人员以外，县信用联社职工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26人，对职工待岗处理的有25人。

除了追回不良贷款，改制中遇到的另一难题则是明晰产权。

农商行内部人士介绍，农信社最初由农民合作成立，每人交两元、三元便成为社员，还有的农民以物入股，交点粮食，也能成为农信社的股东，“开个股东大会，可能来数百人。”因为投资小，农民对农信社怎么运营、怎么赢利并不关心。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农信社产权的模糊不明——没有人知道农信社的股东是谁。

早在2005年，临泉合作信用联社便开始了清除原始股权的工作，将所有合作人一一找出来，愿意清退的清退，不愿意的则转为农商行股东。

“具体到临泉，信用社这些年来并未盈利，所以不存在原始股定价的问题，原来入的多少，现在仍然还给你多少。”临泉农商行内部人士称，很多社员采取抵消贷款的方式拿回本金，如当初借了2000元贷款，加入合作社时出了200元钱，那么退出时，在还款中拿出200元便可。

但到其他地方，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业内人士介绍，除去社员股金和盈利积累，部分农信社还吸纳了员工入股和其他民间资本。而社员所持原始股即为资格股，员工及其他民间资本持股则为投资股。现在要求全面取消资格股，退股时如何定价就是个麻烦事。

在部分地方，针对新旧股份的定价，不少农信社却完全采取了由行政主导的方式，由省联社或农信社管理层直接定价。这个定价并非社员自愿、集体投票表决的结果，而是由信用社管理层甚至上级信用社制定的。

与此同时，引入新股东同样面临难题。由于农信社的大量不良资产，在股改过程中，对这部分不良资产核销所造成的“窟窿”，则需要由新股东参与填补。对于一些经营业绩不佳而历史包袱较重的农信社而言，引入新股东几乎是举步维艰。

目前，临泉农商行共有9位大股东，该行介绍，临泉农商行还存在不少小股东，该行人士称，这部分小股东，也将会逐步退出。

改制遇产权难题 农商行新股东须填窟窿

股改定价机制、

控制权等仍是改制难题

业内人士介绍，200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下称“国务院15号文”），按照文件精神，农信社机构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改组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这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

而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亦意味着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不同的产权模式。在随后的改革实践中，由于改建为农商行所需条件相对较高，多数符合改建要求的农信社大多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的模式。

然而，伴随着农村合作银行的运营，属于合作制和产权制间过渡形态的股份合作制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其无法彻底解决产权问题、造成农村合作银行自身定位模糊、内部人控制仍旧持续等弊端。

为此，从2010年起，银监会亦开始重新审视农信社机构的改革路径，并最终确定了将全部农信社机构，包括已经组建的农村合作银行，均改建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659家。

业内人士称，然而，沉重的历史包袱、行政化的股改定价机制以及县级农信社与省联社围绕控制权的博弈，都是改制中遭遇的难题。

opinion

大多数农信社的产权制度处于一种“非合非股”状态，法人治理结构缺失，农信社尚未建立起真正“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

在管理体制上，随着农信社经营状况、行业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后，省联社的职能定位和管理方式未能及时调整，业务指导与行政指令边界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基层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的经营自主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吕永斌

临泉县农商行门前，曾张贴欠款人员名单及照片的公式栏（上图）在农商行成立之后，已撤下名单照片（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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