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刚开年,一出生便风华正茂的“专车”服务,遭遇重创。
最先是山东淄博,之后是上海、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目前至少有十一座城市叫停了滴滴、快的、易到用车的“专车”服务。管理部门颇为默契的态度,引发的却是舆论的批评,甚至连中央党媒都毫不留情。
《人民日报》连续发文,炮轰目前僵化的出租车管理制度,1月8日,化名为“知庸”的评论员刊文认为“供需失衡造就的‘打车难’、服务差,是‘专车’生存的重要土壤。网络招车,就是靠满足老百姓迫切而多元的打车需求挣的钱”。
1月9日,该报又继续刊文为“专车”点赞:“它没有高耸的准入门槛,司机也不用交高额的份子钱,承担准入成本。但是,必须精心服务,因为乘客是用脚投票,起作用的是淘宝‘差评’模式,如果乘客不满意,通过反馈机制,司机很快就会受到惩罚。乘客是最大赢家,不仅能及时预约到车,而且还享受到了优质服务。对比之下,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非常明显。”
管理部门叫停“专车”的理由很简单:在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以提供“专车”或“商务租车”服务的营运行为,属非法营运行为。通俗点说,就是黑车。这个理由似乎未能说服新华社,这家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在报道中直接发问:“出租车业改革,向垄断还是向‘专车’下刀?”
目前的答案看似很明显,地方管理者更倾向于向“专车”下刀,这无形中,也是保护了“垄断”。《南方都市报》也在社论版刊发评论,批评目前被垄断的出租车市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表面来看是供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则是现有的陈旧不堪的供给模式与不断膨胀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依靠政府计算,发放固定牌照,遵循的终究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理性的自负恐怕只是其表,固化的利益早已成为内核。”
而“专车”服务的出现,无疑绕过了通过牌照和行业准入垄断起来市场,打破了这种模式,冲击了新华社口中“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出租车市场。如《京华时报》评论所言,这些“专车”服务,其实是出租车垄断市场的搅局者。但现在,眼看权力伸出大手,搅局者就面临出局的危险。以敢言著称的广州媒体人陈扬,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封杀“专车”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政府种种出租车管理政策的引导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是通过不断改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以期不断改善市民的乘车体验?还是只顾一头——出租车公司有得赚就行?……相关部门出台出租车管理政策的时候,都是旨在防止混乱和无序,但结果往往南辕北辙。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可能就是寻租。广州封杀约租车,要警惕权力寻租。”
看得见的手在折腾“专车”服务时,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到了奶农家里——因为奶价下跌,北京、河北等地都出现了奶农“倒奶杀牛”的现象。
接受过传统中学教育的人对此应该都印象深刻——西方国家曾因市场失调、生产过剩导致过这种景象,而这次它在中国出现了。于是,“倒奶杀牛”自然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农业部也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协调加工企业不拒收、不倒奶,甚至还派出督导组,赴河北、山东、山西等奶业主产省检查指导解决“卖奶难”问题。
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上一周各路媒体做了连篇累牍地分析:国际奶价影响,散户抗风险能力小。归根结底一句话:市场的调节。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周期性波动,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上涨,奶农得利;供给大于需求时,奶价就会下跌。倒奶杀牛就是奶农在奶价下跌的时候,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理性反应。
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存在着风险。在成熟的市场调节里,会出现相应的保险机制,来规避这种风险。但对中国奶农来说,国内奶农上保险的比例才占1%左右,微乎其微。《深圳特区报》评论说,现在的倒奶杀牛事件,倒逼人们反思中国的乳业升级,确实是这个道理。农业部的强令文件和督导工作,不过是短期治标之策,长远来看,还需行业保险制度来改变奶农面临的风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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