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长江商报消息 地点新墙河

防毒气，用湿毛巾掩口鼻作战

从新墙镇大道上拐入一条小道，不久就看到了新墙河，在王家坊下车，从大堤上望过去，隆冬季节的新墙河河水很浅，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沙滩，数台挖沙机把河滩搅得支离破碎，收上来的沙正好供应给不远处正在修建的随岳公路。

公路跨河而过，筑桥之处也正是当年日军选择强渡新墙河之处，岳阳县图书馆馆长米绪立说。

自1938年11月岳阳、临湘为日军盘踞，新墙河南岸就成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第一线阵地”。当年，这条河流长达80余公里的南岸，均有中国守军严防。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新墙河防线成为“长沙会战”的湘北前哨战场。

原五十二军第195师师长覃异之曾写回忆录，称第195师守“东自詹家桥（不含），西至新墙（含）”；第2师（师长赵公武）守“东起新墙（不含），西至洞庭湖滨的鹿角”；第25师（师长张汉初）为预备队。

米绪立说，当年国军就驻扎在南岸的村子里，新墙河边修有战壕，主要用来打探情况，南面山上如相公岭上修有战壕、碉堡，架有炮台。

1939年9月23日，日寇陆军第六师团集结大炮80门，猛攻王家坊、七步桥阵地，后企图徒步涉水过新墙河。米绪立听老人们讲，当年守军并无飞机装备，于是在敌人渡河时，用一巨大热气球升上天空，停在目标上空，南面山上的大炮再对着此处开火，将日军阻止于河中。

但此后，日军调来飞机13架俯冲扫射，配以大炮，还施放毒气弹和烟幕弹，掩护渡河日军，守军普遍缺乏防毒装备，只能用湿毛巾掩护口鼻作战。但终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王家坊阵地被摧毁，日军渡过新墙河，一路向南进犯。

而此时，南岸百姓纷纷逃走。撤走前，按照薛岳的作战计划，沿岸道路、桥梁均被毁坏，刚收割过的稻田又被灌满水，让日军的重型机械无法前进，使其优势反变劣势，战术非常成功。在李宣钊为记者展示的老照片里，可以看到日军艰难地推着坦克在放满水的稻田里行走。

作为战略相持的最前线，新墙河沿岸的百姓们在炮火中艰难讨生活。1942年2月7日的《桂林扫荡报》上，记者刘藻亲历前线，记下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溃逃的场景。日军一路由衡阳向北溃逃，由汨罗江往北后，在杨林街以西与新墙镇以东地区，窜渡至新墙河北岸。

而一路上，日寇途经的村庄，所有红薯大多被鬼子吃光，有的向老百姓讨米要饭。马匹已不是用来驼载粮弹的了，大堆的尸体绑在马背上随队逃窜。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突破新墙河后，随即在南北两岸强征百姓为其修路，寒冬腊月天，仍然需要不分昼夜地加工抢修，最惨的是被迫强征去修路的苦工，雪花纷飞中，穿的衣服被鬼子脱光，与寒冷抵抗，还需要拖土架桥，冻死许多无辜百姓。许多百姓家的门窗、墙壁，被鬼子拆了，用作修路，架桥的材料。

湖南物产丰富，打仗那几年收成尤其如此，百姓都说，“打仗那几年收成特别好，经常是刚下了秧苗下去就逃难去了，也没施肥照顾，等回来时，庄稼长得特别好。”听的人权当这是上天的眷顾。其实可能只是尸肥所致。

地点新墙镇相公岭

打不赢，自己提脑袋来

长沙会战中，因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提到“断头将军”王超奎的壮烈事迹，王超奎名声大躁。

1月27日，记者跟随岳阳县图书馆馆长米绪立来到王超奎的牺牲地——新墙河镇相公岭。为了纪念王超奎，这里曾经改名叫王公岭，“但也没几个人这么叫，还是习惯叫相公岭。”米绪立说。新墙镇也曾改名超奎镇，同样未能流传下来。

比起其他几个“一派自然，没有任何痕迹”的抗战遗址，这里显得更正式，在马路旁山岭下，立着一块石碑，表明此地是抗战遗址。新墙镇一带，大多是黄土地貌，相公岭这里却是红土壤，山上正在栽树，泥土被挖开，露出血红的颜色。

山上的战壕也比其他几处看得更明显些，仍然有半米多深，两面都有，在几处山丘间连绵不断。米绪立指着一处土坑说，这就是王超奎当年的指挥所：在地上挖个一米多高大坑，顶上盖上树枝茅草，留几个缝隙用来观测和架机枪。“日军指挥所的碉堡修得就讲究多了，砖头的、石头的，很坚固。”米绪立说。

1941年12月，日寇第三次疯狂向长沙大举进攻。1941年12月24日，第27集团总司令杨森致重庆军令部的密电中称，“敌分8路先后突破新墙河”，“其中6路约5000人，与杨军夏师在清水坑、相公岭等各附近之线激战中”。密电发出的时候，是第三次长沙会站湘北前哨战正式打响的第二天。

密电中，“敌”即日军11军第6、第40师团主力，海、陆、空、炮，多角度展开，与之激战的“杨军夏师”，防守相公岭的一部就是王超奎营——20军133师398团2营。

王超奎营非常勇敢与顽强，一些战地回忆录有详细描述，如“在相公岭以南的杉仙庙，1连133人，全部战死。潘许山的掩体内，陈列有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的18具士兵尸体”，“其余400多个尸体便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四川人打仗是出了名的狠，王超奎就是四川涪陵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杨森第20军出川抗战。由于作战勇敢，几年内从班长一直升到营长。

在米绪立的印象里，四川“打仗虽然不太行，但川军不死，当年一双草鞋，一杆烟枪，一枝步枪出省，两百多万出来，死了六十多万。”据有关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四川一省有257万多人参军入伍，占同期全国实征壮丁人数的18.36%；其中，64万余人伤亡，约为全国伤亡将士的1/5。

上级交给王超奎的任务是要守三天。打了两天一夜，一个营的人没剩多少。到第三天下午，日本鬼子越来越多，从四周围上来，王超奎给398团团长徐坚昭打电话，说团长快调兵来支援我！徐团长是这么讲的，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自己提脑袋来。

当时守三天的任务完成了，但相公岭阵地也被包围，山上只剩30多个士兵，只有轻机枪、步枪，王超奎明白，如果自己不牺牲，他的士兵就不敢走。后来，在马形山东南面的蛋架山一个掩体外，王超奎牺牲了。

中国的汉阳造步枪，是上一颗子弹打一下。他把枪立在地上，将步枪从地上竖起来对准自己，右脚趾扣动了扳机，年仅34岁。

1941年12月25日，杨森以密电向重庆报告了王超奎的阵亡消息，一向措辞客观冷静的杨森，那天的电报里不断出现“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终日，雷雨交加，猩红满地”“杨军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这样的描述。

那一晚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新墙镇马形村潘家屋场人潘小保的父亲潘振华曾与王超奎有过接触。潘小保说，父亲生前经常与他谈起王超奎。

1941年，王超奎在马形山驻防，其战壕与潘家屋场仅隔300多米，战壕在马形山的西面，潘家屋场在马形山的东面。有一个姓邓的连长就住在潘振华家，脸上长了很多麻子，老百姓背地里称他为“麻子连长”。

王超奎个矮，治军极严。有一次，一个士兵拿了老百姓一块门板做工事，王超奎知道后，将士兵训了一顿，并亲自带士兵赔礼道歉，照价赔偿了门板。在搭建掩体时，士兵在潘家屋场每砍一棵树，也要报他批准。

岳阳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彭新华2013年采访潘小保时，留下了这样一份记录。

当时是12月，天气很冷，晚上九十点钟，下大雨，日本人攻过来。邓连长拿起枪就上山，出门的时候对着潘振华的父亲喊，“你要跑就跑，日本鬼子来了，你保得住你的命是好的，你保不了你儿子的命，你的儿子要跟我走。”

邓连长带着潘振华跑到凼家山，山上工事都是用柴草做的，外面用树木围起来。挖的战壕有一米多高。那一晚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天亮后，潘振华发现自己坐在一挺机关枪上，邓连长在旁边上子弹，看见了他，着急地喊，“小鬼，小鬼，那个上面坐不得，日本鬼子看见，子弹会打死你的。”

据潘振华回忆，王超奎阵亡后，遗体被部下抢出阵地，用一个帆布架抬着，往133师指挥部驻地关王桥一带突围。133师副师长向廷瑞和133师副参谋长苏直方在回忆录中称，“王超奎的遗体被抬至关王桥。”

潘振华也一直跟在后面，由于帆布架过短，头耷在外面，过一个战壕，过沟，他就跑过去将王营长的脑袋托起来。

相公岭抗日战场遗址。本报记者 刘源 摄

1941年12月“敌分8路先后突破新墙河”，“其中6路约5000人，与杨军夏师在清水坑、相公岭等各附近之线激战中”。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一路由衡阳向北溃逃，在杨林街以西与新墙镇以东地区，窜渡至新墙河北岸。

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新墙河防线成为“长沙会战”的湘北前哨战场。

自1938年11月岳阳、临湘为日军盘踞，新墙河南岸就成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第一线阵地”。

北野部队通过新墙河上的浮桥。

长沙会战历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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