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监护权第一案”的破局意义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张瑜

近日，随着法槌的重重落下，11岁的小玲（化名），这个曾遭生父性侵的不幸女孩，总算彻底摆脱了违背伦常的家庭环境，获得新生。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小玲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我国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载有撤销监护权的相关规定。但根据公开资料，直至去年7月，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才出现了全国唯一一例撤销监护权的案件。作为国家机关，民政部门积极介入，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目前也只在徐州铜山区出现了首例。换而言之，过去二十多年来，“撤销监护权”的规定始终处于沉睡状态，实乃“僵尸法条”。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法律的不完善。拿《未成年人保护法》来说，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是，“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这样的表述显然过于笼统。到底谁有资格提出申请，实则模糊不清。加之，条款中乃“可以提出申请”而非“应当提出申请”，不具强制力，这导致在监护权问题上，出现了“谁都可以管，而谁都不管”的局面。

另外一个现实的困境还在于，撤销监护权制度需要辅之以配套体系——设有专门的抚养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然而，长久以来，我国根本就没有这类专门机构。一旦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其他亲属又不愿意接管，未成年人极易陷入无处安置的局面。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若主动揽责，为了保护某位孩子而发起诉讼，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实际上是给自己摊上一个“烫手山芋”——得负责照顾起孩子来。现实中，几乎没有哪个“有关部门”愿意去充当诉讼主体，打这种监护权官司，给自己“惹麻烦”。

撤销监护权规定沦为一纸空文，如此局面的长期存在，实际上将众多未成年人置于了险境之中。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发生于2013年的南京幼女饿死事件。其时，舆论不乏反思：涉事母亲乐燕本乃吸毒人员，且曾将俩女儿锁在家中长达一个星期，不管不顾，此外种种迹象也都表明乐燕并不能带好孩子，若当时能够撤销乐燕的监护权，其两个幼女绝不至于最后饿死家中。

要避免这类惨剧重演，让广大未成年人免遭来自监护人的侵害，为其提供更好的保护和生活环境，必须首先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让撤销监护权的法条走出纸面。

正是应承着这样的期盼，“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四部门，于2014年底联合制定颁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出，“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对因受到监护侵害进入机构的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必要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可以看到，无论是责任主体的明确，还是临时监护机构的设立，都能从《意见》中找到答案，这有利于激活撤销监护权这一“僵尸法条”。徐州铜山区民政局站出身来，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最终顺利赢得官司，正与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意见》有着莫大关联。

在评价这个案例时，有媒体称之为“撤销监护权第一案”。如果根据先后排序，“撤销监护权第一案”无疑应在前文所述的仙游县。但若根据价值来排序，“撤销监护权第一案”的确应在徐州铜山区。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所遵循的共同理念和准则是，儿童并非父母的私产，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一旦孩子受到监护人的侵害，国家机关当迅速介入，必要时甚至应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所在。

囿于法律上的不足，过去我国并没有践行好这份责任。发生于仙游县的全国首例撤销监护权案件，其申请方也只是农村的基层自治性组织——村委会，而非国家机关。作为指定的职能部门，徐州铜山区民政局根据《意见》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接管受害女童，实际上是我国在此领域内依法履行国家责任的首次实践，打破了过去的旧局面，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有理由预期，随着撤销监护权制度体系的完善，它将成为保护广大未成年人权益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时，相关法律实践的逐步展开，也有助于传播和培育“国家监护理念”，动摇国人拿子女当私有财产的传统思想，还原未成年人的独立人格地位，从社会意识层面支撑起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的进一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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