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上的“门包”

长江商报消息 中华书局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多种，我是凡出必收，最近收到了最新的一种《李兴锐日记》。

李兴锐后来在晚清官场官居两江总督，但前半生一直追随曾国藩，其日记也以这一时期的记载最具史料价值。得书后随手一翻，就翻到了有趣的一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70年8月21日，李兴锐于日记中写道：

“中丞奉命北来，今日抵津，微服赴府署马松圃处请见，门者难之，且索门包洋钱二十元，号包制钱五百枚，仍不为之纳刺。中丞愤愤去，以告爵相，即欲禀参，爵相方以用人办案大干清议，若将松圃劾去，里面更觉污糟。”

日记颇为简略，但牵涉人物不少，且关涉一件大案，即近代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爵相”即指奉清廷之命与西人交涉教案的曾国藩，“中丞”者，巡抚之别称，指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因教案棘手，丁日昌又以熟谙洋务知名，清廷遂令其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马松圃”则系天津知府。当时李兴锐正在曾国藩幕中，所记全为实录。

这一段日记让今人殊感兴味者在“门包”二字。所谓门包，今日谓之“好处费”“意思钱”，但在晚清又有特指，即给官员宅院守门人的意思钱、好处费也。

按李兴锐之所记，丁日昌衔命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教案，到了天津去知府衙门请见，门丁居然索要门包洋钱二十元，随从给了个制钱五百枚的小红包，结果门丁仍不满意，连丁日昌的“刺”即名片都不愿意递进去。丁日昌愤极，告之曾国藩，准备马上拟奏向朝廷参知府一本，但曾国藩权衡利弊，最终息事宁人。

想见一个知府，就得送上门包，李兴锐的记载是否夸张了一点，或者仅为希见之个案？

其实“门包”风行早已成为晚清官场之一大潜规则。当年官场上流传，位居首席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十分财迷，去庆王府拜见，非向门丁奉上“门包”不可。人言藉藉之下，奕劻也挺不住了，亲自写了一个贴子，严禁收门包云云。

但实际又如何呢？据《凌宵一士随笔》所记：某官员外往为江西提学使，去王府两次拜谒均未能见到庆王，以为可能碰巧赶上其无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门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门包。这位官员指壁间所粘贴曰：“王爷既有谕，吾何敢送门包？”门丁笑眯眯地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大人您这个钱，可是不能省。”

如果说以上记载都是传言，未足尽信，那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所记就是铁证如山了。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曾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次拜见，“余得（外务部）右丞时，初次见庆王，送贽敬二千两，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此在当日，已为极薄之礼仪。此份贽金，余本不愿送。唐少老（即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告余，庆王开支甚大，老境艰难，内廷对之诸多需索，难以应付，余之送礼，在得缺之后，非同贿赂，且为数甚少，当时丞参上行走且有送至一万两者。余乃勉强为之。‘贽敬’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然后辞出。”

唐绍仪宽解施肇基，得缺之后再送礼，不算贿赂，此语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他的一番话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奕劻收红包的价码：得到部级衙门左丞、右丞、参议等缺，可能需要白银一万两；二是奕劻其实也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连他自己也经常要被内廷的大太监们勒索。

军机大臣卖官，动辄白银万两，门丁为其看家护院，附着于权力,也能分一杯羹，施肇基记得很清楚，“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小小的“门包”上面是否能够看出清政府垮台的一些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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