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之难

长江商报消息 过去一周里，两个人抢着上了头条。

一个是李光耀。这位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其病重入院的消息，自然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酿成了不少媒体错报李光耀去世的假消息。

当然，中国人关注李光耀，并非是因为他在新加坡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而是他所创立的新加坡模式，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1980年代，河北省就曾派干部到新加坡学习。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储昭认为，李光耀及其设计的“新加坡模式”是为解决当代政府的效率，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问题，在当今极为重要。

但是，作为城邦的新加坡与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中国显然有着太多的不同，单纯原样照搬，很难在中国起到相同的作用。正如陆子胥在《国人误读李光耀》一文中所言：“‘新加坡模式’并不具备普遍的适应性，它只是李光耀及其同僚对现实挑战反应和摸索的产物，是新加坡独特历史和国情的一环……中国的地缘、国情和时代环境，都与新加坡差异太大。”

强人远去，迎来一场“新陈代谢的开始”——这是《投资时报》点评仇和落马所用的短语。这位曾经的“改革之星”，在参加完全国两会，准备返程之际，被中纪委带走调查，高调落马，成为上一周舆论场里的另一个头条人物。于是，曾经受到褒扬的大刀阔斧、铁腕强政，现如今被媒体放到强人政治、权力任性的语境里去批评。媒体人苏小张在《仇和落幕：一场新陈代谢的开始》中写道：“仇和模式，纠集了领导魄力、强势专断、雷厉风行、单纯目标导向等多重要素，正是这样的风格，让仇和在过去15年间成为政治明星，它契合了旧模式的政绩观，简单粗暴，却往往行之有效。但也正是这样的风格，最终让仇和栽倒。”

过去几年里，仇和的这种作风，对一些地方主政者也产生了影响。如论者胡印斌投书《新京报》所言：“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急功近利、热衷于强势推进项目。”只是可怜了这些强人们主政过的地方，一旦他们被调走，或如仇和一样落马，工程停建，瓦砾寂静，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工程，便成了城市的“负资产”。而要消化这些“负资产”，对这些地方来说，任务艰难。

中国足球也在为消化一些“负资产”而努力。3月1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被视为触及灵魂的改革，尤其是明确提出中国足球协会将与体育总局脱钩，不设行政级别。一边做减法的同时，一边还在做加法：加大国足投入，新建两个训练基地；2025年建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等措施。

这份方案，还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指导，在具体操作中，是否会遇到未曾料到的问题？中央电视台体育赛事频道编辑部主任、主持人张斌就对足协去行政化之后的现实颇为忧虑。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丧失了行政级别的足协，能否凭借其社会团体的身份配置好相关社会资源？足协失去行政身份之后，在组织赛事和安排事务过程中，所面对的既有社会组织也有行政机构，如何重新获取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一系列问题在以前都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的。

提出问题，是为了对即将进行的改革提醒，为了推动改革更好地进行。任何被称为“改革”的事业，都不会是一蹴而就，轻易过关的。虽然消化、减少“负资产”的影响很难，但现实情况是：除了改革，别无他法。

□ 张恒

《Vista看天下》杂志编辑，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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