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医保没那么美

长江商报消息 大病医保制度将全面落实，公众的反应普遍雀跃。一场大病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这种事情我们经常能看到，现在国家出来兜底，难道不是大好事？那么追问一句，有人得绝症去世，政府为何不给他们家庭发补贴抚恤；大病医保这样的好事，为何拖到今天才做？简单想想就知道，这里面要计算花多少钱，财政能否承担得起，还要考虑实际效果问题。

这些问题过去一直存在，现在也没有因为大病医保的全面覆盖而消失，反而更加严峻。全国城乡居民的医保基金一直是满负荷运行的，大病医保必将极大增加资金使用，有亏空怎么办？若仅计算现有大病治疗资金，再来规划数额，用财政填补窟窿，那就太天真了。大病医保的直接后果是费用大幅上升。不是说医保让人得病，而是人们对大病的防范将不那么积极，治疗将更加昂贵。医疗报销通常是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这激励人们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大病医保之后会怎么样，这有待观察，但没有个人预算约束的医疗，医疗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医疗资源有限，治疗大病的医疗资源更是稀缺，将来是否会出现“排队手术”现象，真是难说。

一场大病摧毁一个家庭，这种悲剧的根源无非是医疗价格过于昂贵，人们缺乏保险意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非一日之功，应当着眼于长久的努力。

看病贵的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太多，医疗资源供给不够，竞争不够充分。如果开放市场，减少对药品准入和价格的管制，不只一般看病价格将降低，很多“大病”也会变容易。2009年北京通州区卫生局取缔了一个尿毒症患者自己建立的透析室，理由是自助透析风险大，这些人又没有经营资质。其实从医学上说，尿毒症的治疗和生命维持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成本也并不高。这个自助透析室做一次透析只需100元，远低于公立医院的五六百。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中国民营医院多为专科，一个原因是开办全科医院限制很多，有时增加一个科室和手术项目都需要多重审批，既限制医疗技术发展，也抬高价格。医改的方向应当是鼓励资本办医院，尤其是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虽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却是真正的改善之道。

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商业保险的普及。中国人几乎没有购买大病保险的习惯，这里面既有商业保险起步较晚的原因，也和观念未及有关。正确趋势应是商业保险渗入到个人、团体和公司。它比社保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甄别不同人的疾病风险，设置不同保费，并互相竞争。商业保险的资金通常是投资增值的资产，总体上比饱受通胀侵蚀的社保基金安全。中国的商业保险发展很快，覆盖范围仍然有限，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强制社保的排挤。

这两个方向的前进才能真正改善民众福利。而全民医保的代价是政府扶持效率低下、臃肿庞大的公立医院，迟早我们要回到看病排队的时代——现在全民医保的加拿大正是如此。一旦市场恶化，政府还会给公立医院财政补助，自负盈亏的私营医院被逼到边缘地位，将变成昂贵的“富人医院”，否则他们难以存活。公立医院占主体的国家，私立医院总是显得拜金冷酷，为赚病人钱不择手段，何其冤也。

有人会说，那些没买商业保险的人怎么办，难道真的让他家徒四壁，因病致贫吗？求助于慈善团体，求助于媒体，这些都能解决一些问题。想要完全杜绝悲剧，让患者生活几乎不受影响，除非人世间没有疾病苦痛。大病致贫确实是悲剧，不过并不经常发生，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如果因此建立一个强迫他人买单，医疗退步的体系，恐怕得不偿失。

□菁城子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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