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非危言耸听需未雨绸缪

长江商报消息 □高小莹

吉林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前瞻网主编

古希腊传说中有一著名典故：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并命令其坐在马鬃悬挂的利剑之下。在此种情况下，达摩克利斯必须时刻存有危机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后人称之为“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个体来说，他的生存因不同因素处于危机状态之时，恰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起之日；对于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国家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未尝不是一把危机四伏的“悬顶之剑”。在拉美，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发展备受此种困扰；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马来西亚也难从“中等收入陷阱”中抽离。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简单来说，它是指本来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后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但由于制度局限、发展战略的制约，经济发展出现回落并长期停滞不前，而无法再进阶为高收入国家的状态。

曾几何时，“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只是西方媒体唱空中国的一种论调。时至今日，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议题的相关讨论，已经从民间蔓延到了官方。

事实上，随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攀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这种“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也逐步向中国逼近。4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中提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楼部长的话，渗透出两个不容忽视的要点：一是未来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二是中国政府已经对此种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离中国到底有多近？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多年低速增长或是达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一方面，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75美元，已经踏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最近十年来，中国堪称史上GDP涨幅最快的全球经济体之一，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2014年全年中国GDP增长7.4%，是1990年(3.8%)以来最低全年增速。对于国民经济的这种运行状况，社会各界已经达成了“经济增速放缓成了一种新常态”的高度共识。

既然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危言耸听，那么，对此问题的未雨绸缪已是迫在眉睫。如何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减弱乃至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应该是最佳解决方案。虽然，经济战略偏差、法制化制度不完善、产业升级慢等均为诱发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但“解铃还需系铃人”——人均GDP的问题终究还是收入水平问题。从源头上来讲，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公，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随之产生更强的内生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才能摆脱停滞的困境，实现稳步增长。这一点，恰如2013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府需在“中等收入陷阱”未真正出现前，遵循经济学中“合作博弈”理论来实现收入的“稳定分配”，并对这些制度设计付诸实践。

具体来说，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必须将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提上议事日程。

继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后，以基尼系数为依据实施二次分配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摆脱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基尼系数为反映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亦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在并未进行二次分配的情况下，该指标处于偏高状态，被视为存在较大贫富差距。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进行二次分配的时候基尼系数也很高，比如当时意大利是0.53，德国是0.5，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再次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是0.3左右。可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可有效抑制贫富分化。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应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例如以统计学的测量方式来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此税率可根据收入不平等的不同状况进行调节。

诚然，不管政府采用相对激进的税收调控方式，逐渐缩小贫富差距，使其回归到低收入者可以接受的水平；还是采用温和的调节手段，使贫富差距不再恶化，维持在当前的差距水平，由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都需要中国政府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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