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变局考验户籍制度改革

长江商报消息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农民工总量增速连续第四年回落。不仅如此，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随着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接近不惑之年。

根据统计局的定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也就是说，这里的农民工并不单指从中西部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而是一个全覆盖的概念。

依据这个定义，以上两组数据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到来。安联集团2011年发布的《人口结构变化报告》指出，假如中国维持退休年龄为60岁，2013年后劳动力市场将会感受到人口逐渐减少所带来的冲击。15到59岁的人口将达到高峰，为9.2亿人，相对于总的劳动力需求，总的劳动力供给在进一步萎缩。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力供给向年轻化萎缩，不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影响，也给社会养老带来巨大压力。

一些论者认为，农民工总量增速的持续回落印证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真是如此吗？不是的，农民工总量增速虽然持续回落，但总量毕竟在增加，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被耗尽。2013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布的《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认为，根据其他国家历史经验，农民在一国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下降到10%－15%，才会出现产业工资均等的情况，这时才可以认为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而按照官方统计，中国还有超过50%的劳动力是乡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还远远没有消除。

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央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的农业收入、补贴收入、土地收益都有所提高，一些农民工考虑到无法在城市扎根，反而选择退回农村重新做农民，在一些地方，打工仔并不比当农民强多少，造成农民工回流。不过总体而言，农民的平均收入还不到“农民工”工资收入的50%－60%，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拐点来临，但“刘易斯拐点”还没完全到来，中国的城市化也未完成。

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尤其是沿海“用工荒”，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不到位所致。城市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他们不愿意或是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市场。由于户籍改革滞后，城市和农村存在着养老医疗教育等诸多不平等，利益割裂，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难以解决，无法在城市获得“归属感”，进城长期务工的意愿必然减弱，这是被动选择。

国家加大中西部发展支持力度，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沿海一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岗位，工资虽说不太高，但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愿外出打工，呈本地消化趋势。但如果农民工的权益得到有力保护，能够落脚城市，享受“市民待遇”，大多数农民工会选择扎根在城市。毕竟，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资源、信息资讯、发展机会等均非欠发达地区城镇可比拟，尤其是40岁以下的农民工应该更加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农民工身份转型问题迟迟未能破解，束缚了他们迈向城市的脚步。

破解“身份问题”，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就在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提出了要求。我们希望这项改革尽快推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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