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武汉想方设法解决执行难，对“老赖”公开悬赏“通缉”
□本报记者 李璟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下称《纲要》），最高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全力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健康快速发展，确保在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纲要》的出台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叶伟平感到振奋人心，感觉法院执行工作的春天来了
执行程序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关系到生效法律文书能够实现，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被执行人难找、可供执行财产难寻，执行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社会问题。
最高院限期两三年解决执行难，地方法院怎么看？武汉市中级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晏钢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武汉对打赢这场硬仗，有着十足的信心。
全国法院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执行难问题凸显，导致当事人的胜诉权益无法及时实现，不仅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而且也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损害了法律权威，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发出了向执行难宣战的集结令，引发社会普遍赞誉和广泛关注。他指出，“从那一刻起，我们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的集结令已经发出，向执行难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为坚决打赢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为各级法院厘清执行思路、优化执行举措、提升执行实效指明了方向。《纲要》提出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强调法院要完善执行监督体系。同时提出，要针对执行工作实践中执法办案的法律适用难题，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 全面梳理司法解释体系，推动强制执行单独立法进程，形成比较完善的执行工作司法解释规范体系。
武汉市中级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晏钢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纲要》强调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而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通过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已大大提高了案件的执行效率，有了显著成效。去年，湖北省法院先后开通全省“点对点“和最高院”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共发出查询申请280余万个，查询到3600多亿元资金，成功冻结16亿余元。武汉市中级法院通过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加大规避、抗拒执行制裁力度，通过定期向媒体公布”老赖黑名单“等，近两年来已有3000余失信人主动清偿近1亿元债务。2015年，武汉市法院共执结案件21431件，结案标的额217亿元，同比上升48%和89%，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晏钢表示，“总体而言，我们对打赢这场硬仗，有着十足的信心。”
武汉公开悬赏“通缉”“老赖”
“其实，湖北法院系统近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执行难问题，”湖北省法院系统一负责人对长江商报记者说，其中公开“老赖”信息并悬赏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打广告不给钱，医院拖欠广告公司64万余元广告费；两审法院都判决还钱，欠债人却以自己“被骗”为由赖账……“老赖”欠钱不还玩“失踪”，难道法院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吗？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出台了悬赏找“老赖”的办法，今年5月30日，向社会公开了9名“老赖”的信息，并联合申请执行人，悬赏“通缉”这批失信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徐某与诉被执行人吴某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在法院达成调解：确认吴某差欠徐某十三万八千元，执行中，吴某百般抵赖，未履行义务，法院扣划其银行账户七千余元后，吴某为逃避执行，将其在武汉大智韵达物流公司的股份转卖他人后，从此人间蒸发。为了早日执结案件，徐某当即决定悬赏找“老赖”吴某。
本次一同悬赏“老赖”的，还有武汉橙润广告有限公司等8个个人、企业民商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广告公司负责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2014年该公司与武汉维纳斯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合同，在武汉市的出租车上为后者打广告，但对方欠下64万元余元广告费就是不给。“曝光他们的信息，在社会上不能立足，看他们还怎么赖。”
江岸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党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本次被曝光的“老赖”们，有的欠了别人300万元不还，有的借钱十几年不还，在法律文书已生效的情形下，这种赖账行为不仅违背道德，还违法。
“信息曝光后，很快有了好消息。”王党生说，公开悬赏第二天，就有 “失踪”已久的“老赖”现身了，且目前已成功执结徐某与吴某间借贷纠纷一案。
未来，相信会有更多“老赖”在法院系统的努力下现身。
专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叶伟平——
有信心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纲要》的出台，不仅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长期困绕人民法院的“执行难”问题高度重视，还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划定了具体期限，显示了法院下定决心攻克难关的信心。6月近日，武汉市中院执行局局长叶伟平接受了长江商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纲要》的出台，它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叶伟平：振奋人心，感觉法院执行工作的春天来了。《纲要》高屋建瓴地描绘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执行工作蓝图，同时又针对当前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系统部署2016年至2018年执行改革及执行工作各项措施，这不仅标志着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拉开了序幕，同时也标志着执行工作新一轮改革全面启动。《纲要》对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可行性、可能遇到的困难，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是我们未来三年执行工作的行动指南。
长江商报：执行难，究竟难在哪里？
叶伟平：我从事执行工作不到三年，最大的感触是：任重而道远。与审判阶段不同，执行阶段要真刀真枪地从被执行人口袋里掏钱，遇到暴力抗法等阻力大；要把生效法律文书上的“白纸黑字”变成债权人手中的“真金白银”，而我们的执行队伍由于历史原因先天不足，无法跟上信息化执行脚步。加上执行收案井喷、执行人规避执行的手段不断翻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每年至少有40%以上的执行案件债务人没有财产），导致积案越来越多，执行法官像背着背篓爬山，成为执行不能承受之重。
执行难主要有两大原因。内部因素，部分干警执行知识匮乏、观念陈旧；人案矛盾突出，工作压力大，热情不高；法院能采取的执行措施有限；执行方面的立法滞后，法规体系不健全等。而外在原因，例如社会征信机制未有效建立，部分公民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个别职能部门协助执行积极性不高，执行联动机制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
长江商报：“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您对这个期限有什么看法？
叶伟平：我觉得这个期限经过科学论证是可行的。近年来，全国法院以执行工作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全面强化各项执行工作，在解决执行难方面已经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我国法院系统已经逐渐找到了解决执行难的正确路径。
《纲要》提出，要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完善执行体制机制。近年来，法院在执行信息化建设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全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借力信息技术，我们在执行分权、规范执行、公开执行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例如过去，执行人员开着车跑一整天都不见得能查到财产，如今坐在电脑前点一下鼠标，信息就一目了然。还有失信人员黑名单等一系列打击“老赖“措施，让失信人员的生存空间将被不断压缩，让他们无处遁形。所以对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我们有底气和信心。
(王田甜谌玲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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