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长江商报公益记者 李璟
日前，由湖北省检察机关提起的“长江十年禁渔”行政公益诉讼第一案公开宣判。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确认湖北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未能对汉江老河口段电打鱼、地笼网捕鱼等非法捕捞现象全面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
公益诉讼制度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作为第一个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的省份，近年来，湖北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公益诉讼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2021年春天，湖北公益诉讼的“拓荒牛”、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王朝阳，永远地离开了他未竟的公益诉讼事业。以“公共利益的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找准公益诉讼与生态环保结合点，精准发力，凝聚起环境保护的合力，这名“公益卫士”用生命诠释担当，回应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热切期盼。
打造公益诉讼湖北品牌
诞生于新时代的公益诉讼，是一种兜底性司法保障手段。公益诉讼直接涉及民生，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17年，公益诉讼制度被写入立法，在全国全面推开。2019年4月，湖北省检察院成立第八检察部，长期分管公益诉讼业务的检察官王朝阳担任主任，专司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长江经济带被誉为中国经济的“金腰带”，湖北，是长江经济带中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多年来，湖北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公益诉讼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打造出湖北品牌和湖北样本。湖北省检察院3次在最高检相关会议上交流发言，3件长江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
2018年，中央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为湖北公益诉讼制度的“拓荒牛”，王朝阳敏锐地捕捉到，保护长江流域生态，检察机关大有可为。在他的建言下，湖北率全国之先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以水资源保护、岸线资源保护、森林湖泊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监督重点，督促治理污染水域8.24万亩，清理河道244公里，恢复林地2604亩，守护了荆楚绿水青山。
2020年11月，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等人到湖北宜昌开展中外生态保护比较研究。在长江三峡的一艘客轮上，王朝阳向众人展示了在专项行动中，检察建议推动下西陵峡口悦江山庄悬崖酒店整改拆违情况。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的龙迪感慨道：“一路走来，我感到中国开展长江大保护非常及时，力度很大，效果很好……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欧洲莱茵河等河流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我想，只要继续坚持下去，肯定能够治理得很好！”
2020年1月，《湖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出台，王朝阳立刻建议，开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强化在农村环境资源破坏、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监督，服务湖北美丽乡村建设。随后，他和同事们又创新推出的“中小学校园、幼儿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行动”“高铁沿线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全面推进湖北公益诉讼事业。
2019年、2020年湖北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数，分别位居全国第2和第1。其中，1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9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除了夜以继日地办案，他还及时总结办案经验，推动形成保护公益的制度性、规范性文件和可复制、可借鉴的湖北经验。
“我们黄石有一处山脚，过去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后来，王朝阳带着我们一起办案，督促有关部门积极整改；现在，这里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他还和我约好了待春暖花开时去那里开展‘回头看’，但这次他食言了……”在接受长江商报公益记者采访时，黄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秦国文几度哽咽。
2021年1月2日下午，因心脏病突发，王朝阳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公益诉讼事业，生命的刻度，定格在50岁的年轮上。消息来得太突然。就在当天上午，他还在跟同事商量湖北自主研发的“公益诉讼辅助办案系统”修改完善问题，并约好要一起去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沟通环保执法数据分享。
梳理王朝阳生命最后的时光，没有哪一天离开过他热爱的公益诉讼事业。在湖北检察系统，特别是公益诉讼领域，说起王朝阳，几乎所有人的评价都有相同的一句话：“他把公益诉讼当作使命和事业来做，一心扑在工作上。”
“公益诉讼是一项崭新、开拓性的工作，改革的思想需要积极的人推动。”湖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金鑫在日前追思王朝阳的活动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有了一个个像王朝阳这样的“公益卫士”，保护公共利益才会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生态环境治理的获得感。“在湖北检察公益诉讼品牌里，闪耀着‘朝阳’的光芒。”
打通公益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多次提及“公益诉讼”。2020年，公益诉讼检察有序拓展，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51260件，同比上升19.2%。其中，民事公益诉讼1.4万件，行政公益诉讼13.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倍和14.4%。
事实上，除了检察院之外，公益诉讼的主体还包括社会公益团体和个人等。无论是自然人、社会组织、检察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公益诉讼，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建立一种互补的多元制主体模式将更符合现实所需。
早在2019年，最高检的报告就强调“凝聚公益保护共识、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并就此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和建议。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保护者，予公民公益诉讼起诉权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介绍，目前绿发会有一百多起公益诉讼案件，有十多起案件得到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虽然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这两类主体存在一些合作，但大范围或高频率的支持协作可能还是很少，更多的是平行发展，没有太多交集。
他认为，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应结成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共同体，推进实践和理论研究良性互动。“如果双方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至少在公益诉讼这项工作中二者能够达成共识，我相信这对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将取得非常大的突破和进展。”
随着公益诉讼机制的不断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站出来，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责任。另一方面，不少社会公益组织也与地方检察机关强强联手，探索“检察公益诉讼+社会公益组织”深度融合的检察公益诉讼新路径，打通公益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去年10月，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与黄埔区平安促进会、黄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签订《关于建立公益志愿者守护公共利益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合作营造全民参与公益诉讼、公益保护的氛围。黄埔区一支3万人的公益志愿者队伍即日上岗，参与到公益诉讼线索提供、回访现场、参与听证、答疑解惑，以及公益诉讼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之中。
今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与中华环保联合会签订《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进内蒙古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通过建立工作协作机制，对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领域专业性问题需要协助的，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专业咨询、专家论证、技术协助等。同时，双方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对发现的可由对方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通过联席会议机制移送办理并及时反馈办理情况。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张乐喜表示，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仍然是有生力量，且潜力巨大。“虽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但相比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较少。检察机关应该是主力军，社会组织仍可发挥重大作用。”
王朝阳（右）在汉江老河口段水域非法捕捞现场调查。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王朝阳（右二）向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介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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