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ESG“本土化”指标 社会组织深度参与ESG引发关注

长江商报消息 眼下，社会组织与ESG正在发生强关联。推动ESG实践与公益事业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同心、同力、同行。政府倡导ESG议题时，引入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如社会组织）；企业引入外部专业力量，在开放共赢中解决实质性议题；社会组织在内部形成ESG统一认知，积极赋能，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不过，社会组织与ESG的强关联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国际上ESG广义的指标体系，令非营利属性的社会组织对标有一定不适。如何推动更多适应中国的ESG指标形成，推动ESG本土化，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努力的方向。

社会组织参与ESG面临挑战

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基金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除资助公益项目外，许多基金会还承担着项目的执行运作功能。

从1981年中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成立，到如今每年1000亿元左右的社会捐赠，中国基金会行业经过了40余年发展，但目前机构数量和社会捐赠规模仍相对较低。基金会在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公信力低、募款难、运作成本高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今年6月，真爱梦想研究院联合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斯顿咨询（BCG）发布《中国基金会行业助力ESG发展白皮书2023》（以下简称《白皮书》）。为了解社会组织对ESG认知程度，双方联合面向基金会行业发放了参与ESG发展现状的调研问卷，共收到102份有效回复。

《白皮书》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基金会参与ESG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有六成左右受访者认为“缺乏参与ESG的方向指引”；五成左右认为“捐款方缺乏对ESG理念的认可和重视，与社会组织合作方式不明确”；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缺乏推动ESG的基础环境”；五成左右认为“缺乏对ESG概念的认知、不了解践行ESG理念的意义”，“缺乏公益行业统一的ESG评估/信息披露框架”，“缺乏推进ESG所需的人、财资源”。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吴冲表示，社会组织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基金会理事会、秘书处的规范制度虽然一直在有序执行，但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许多GRI标准下的数据，第一次收集耗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各个渠道的信息披露与公开有待持续维护与更新。“特别值得提及的问题是，年度报告与ESG报告的关系，在未来有待进一步梳理与整合。”

今后，针对基金会年度报告与ESG报告的关联，吴冲也表示担忧。“真爱梦想的年报除了财务信息，还承载了许多非财务信息功能。引入ESG报告后，我们该如何在内容上加以区分？比如，在量化与非量化、明确标准要求和自主文字叙述信息之间的布局应该怎样处理，才让读者更加清晰明了？”

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话题。有观点认为，社会组织在实质性议题方面的确认与过程性披露还有待加强。不过，通过ESG报告的披露扫描出自身的不足，反而可以倒逼管理水平的优化与提升。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发展部部长冯敏慧认为，应该看到社会组织ESG和企业ESG的区别。“比如，民政部门对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要求运营成本不高于10%，这导致公益行业从业人员薪酬偏低，让机构治理（G）的要求更为严苛；基金会是透明的玻璃口袋，公众拿着放大镜时刻检视基金会，发布ESG报告可能使基金会处于舆论风口浪尖，要慎重，避免潜在风险。”

合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主任王忠平表示，“基金会发布ESG报告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在具体议题或指标的信息披露过程中，实质性内容不够充分，管理层面内容大多体现为理念和范谈，缺少实际内容支撑，这通常表现为机构还没有在内部建立起ESG体系。当然，ESG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开展ESG管理的企业或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融入ESG理念全过程。”

各方期待ESG“中国样本”

2022年，我国政府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加快ESG发展的指引政策，驱动ESG高质量发展：双碳、能源革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绿色金融等ESG核心议题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实现“双碳”等重要战略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上交所和深交所出台ESG指导手册和披露指标；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社会责任局，并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在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推进下，环境信息、评价体系、绿色金融领域实现全覆盖。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使用ESG标准进行管理，但信息披露形式较为基础且完整性有待提升，结构化的信息和可量化指标不足，在关键议题上的数据可靠性与可比性也相对较弱。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共有1267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或ESG独立报告，占比仅为27.5%；未披露的企业有3348家，占比达72.5%。

智惠乡村志愿服务中心东方ESG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ESG在中国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仍有许多空白和分歧亟待填补和弥合。“比如，社会（S）维度，国外看中社区概念，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领域，这是推动ESG本土化的重要力量。简单套用国际上广义的ESG标准可能导致水土不服。中国ESG需要结合国情、社情、民情，依托自身优势推动ESG发展。”

王忠平认为，“现阶段ESG的指标体系在国内外大多数议题还是针对企业，并不特别适合社会组织等非营利机构。ESG作为投资评级的重要指标，重视风险机遇管理和各项目标的达成。社会组织性质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企业ESG进行衡量。应该站在更广阔的维度，引入多元力量，参与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公益时报）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