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建章立制 量产实干官员(一)

本报讯 “问责治庸不能人治式和运动式”、“要营造干部办实事的氛围”、“优化软环境要慎用罚款权”……昨日，本报报道武汉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学者、官员、企业家纷纷对此发表看法并提出建议。不少市民也打入本报热线，为市委市政府的新举措叫好。

学者

治庸靠制度，不能搞运动式

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昨日一大早就注意到武汉“问责治庸”的消息，他主张用制度来治理官员的“庸、懒、散”问题，用制度来巩固治理成果，“不能人治式、运动式操作，否则就是‘马拉列车’。”

秦前红说，武汉市现任党政领导班子有改革的勇气，有责任意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面对媒体和市民公开喊话，同时委托第三方做调查，而不是凭领导个人经验主义，对体制内的问题剖析得很清楚。

“公开来说，武汉的吏治环境还有待改善。”作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秦前红对武汉官场与发展软环境十分熟悉。他直言，武汉的少数干部服务意识和水准和外地很多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一些显规则就不合理，还有很多时候靠潜规则办事。

现在武汉市决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治理软环境，秦前红认为提出纲领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市民还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说到的能不能做到。他说:“治庸和问责不能变成政策性、运动性，光有决心还不行，出一两个好官也不能解决问题，靠人治不能持久，而且有违法之嫌，短期内靠行政强力推动，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制度。”

此前武汉市也有不少关于问责方面的规章制度，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秦前红认为这些规则不公开不透明，一些干部可以打擦边球。他建议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问责规章，让规则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吴睿

企业家

惩罚权要慎用，加强监督重点部门

武汉市某企业负责人刘光军（化名）昨日专门把本报关于问责治庸的报道收集起来，他认为“这次真的抓到点子上了”，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刘光军说，投资环境一直在抓，但是从来没有这次的力度大，对于企业来说，政策好不好更重要的就是看软环境。武汉提出跨越式发展，首先要把发展软环境搞好，这样企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发展，“真的按照前所未有的力度去改善，武汉肯定能腾飞。”

“某些执法部门在群众印象中一直都是光辉的形象，但是有个别人让人痛恨。”刘光军说，目前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让他着实生气，昨天就再次遭遇了软环境不好。他的一家分店已经办了证件，因为店内装修调整，引来一名执法人员张口3至30万元的罚款，“最后对方提示，交‘培训费’就可以不罚款。”

“大培训费”每人2600元，“小培训费”每人460元，让刘光军生气的是，经常让交“培训费”但从来不见培训。据他介绍，一些小店员工本来就少，但是被要求参加“培训”的人竟比员工总数还多。除了交“培训费”免罚款，还有一种形式是“订杂志”，订了之后却从来不给杂志。“罚款的随意性太大了，招呼打到位就可以不罚款。”

刘光军建议慎用惩罚权，不能想罚就罚，没有任何监督，“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要加强对重点部门的监督，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在活动开展中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征集意见，治理中怎么处理要向社会公告，以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本报记者 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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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审批项目武汉有784项，成都仅107项

武汉审批项将大精简

本报讯（记者 吴睿）武汉市提出省以下自行设置的审批项目一律废止，省以下自行设置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目前到底有多少审批项目和收费项目？记者获悉，目前武汉市行政审批事项共232个大项，全面清理和大幅精简后将制订行政审批目录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武汉行政审批事项232个大项中有27个大项下面还衍生有213个子项，加上备案、市审核报省批准和省委托新增的项目，各类审批共有784项，而成都的行政审批事项只有107项。全市经认可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达290项，有的部门还自行设定了收费项目。

行政审批项目多、程序复杂、时限长，这是武汉市当前的现状。仅仅内资企业设立登记一项，成都的承诺时限是5个工作日，杭州是3至5个工作日，在武汉则需25个工作日。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成都的承诺时限是7个工作日，杭州是11个工作日，在武汉则需20个工作日。

对此，武汉市拟集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的审批、备案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等进行全面清理和大幅精简、下放，制订武汉市行政审批目录，对所有审批项目实行目录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制发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办法，再造和优化市、区部门审批办理总流程及部门内部审批流程，减少办事环节，明确办理时限。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拟出台的文件规定，因工作人员失职渎职造成延时超时的，一律将责任人调离工作岗位或待岗培训。

干部

营造敢冲敢打的干事氛围

武汉大学行政干部赵老师向记者表示，近几年他对高校官场和武汉官场特殊体制和文化进行了反思，武汉确实需要治庸，需要更多敢冲敢打实干的官员。

他说，历来中国官场是“肃贪有道、治庸乏力”，因为官员贪腐可以抓把柄，但“庸碌无为”却很难抓到辫子。由于特殊的体制，官场“庸、懒、闲、散”现象并不少见，现在很多干部上班时间要么上网，要么一群人围着聊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领导干部也为数不少，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很少向这些庸官开刀。

“武汉有天时和地利，人和还做得不够。”他表示，武汉优越的地域条件，历史上有过“大武汉”的辉煌，现在又面临着国家战略叠加的历史机遇，发展不好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武汉历来不缺体制内的“吹吹”，缺的是那些敢冲敢打“急先锋”式的干部。

由于体制的原因，敢于做事的官员往往要得罪人，结果一些人就选择了混日子，搞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要么不作为、缓作为，要么乱作为，造成发展软环境非常差。

他认为，武汉市应该动真格，营造办实事、想干事、敢冲敢打、鼓励先行先试、宽容失败的干事氛围，真正让干部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同时要把那些体制内的空谈家“拉下去”，鼓励干部在别人坐而论道的时候先把事情干好了再说。

本报记者 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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