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逐渐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必然趋势(二)

日报：养老金本质上还是代际赡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越早越多，在职一代的负担也就越重，最后归根到底还是要劳动人口来为此埋单。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你认为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是不是一种必然选择？政府还可以为老龄化做哪些准备？

杨燕绥：中国约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个老人；在2035年开始进入超级老龄社会，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约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

国家应当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前做好准备，包括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老龄社会文化。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最快的，留给中国人的时间表是很有限的，逐渐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必然趋势。

中国在党的十七大之前执行“广覆盖、保基本”的养老金政策，忽略了城乡居民的养老需求，2009年以来对城乡居民支付了很低的养老补贴，并鼓励他们从16岁开始储蓄养老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覆盖、保基本”的养老金政策目标，这是一个进步。为此，国家需要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全体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问题，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相结合的制度。

国民基础养老金政策应当规定最低缴纳税费年限和领取时间，达到最低缴纳税费年限的人可以停止工作，自行退休；困难群体可以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增加缴费年限的人应当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但是，机关公务员应当执行统一规定。

养老金延领需有社会政策托底

日报：你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分类对待的原则，这是对之前公布的“清华版”养老改革方案的修订吗？

杨燕绥：是的，我们根据多方反馈的意见做出了修改，提出在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的过程中，国家应当有社会政策托底。

例如，美国在1981年推出的401(K)计划，这是一个具有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保障职工家庭生活和拉动老龄人口消费的多功能的“补丁政策”。

401(K)指的是国内税法第401条K款，规定雇主和雇员在税前列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在59.5~70.5岁之间以年金的方式用尽这个账户的资金，否则政府将征收很高的税，超过50%的公司职员参加了这个计划。

下一步中国养老金改革也需要制定类似的政策，有两个困难群体需要有托底的社会政策。

一个群体是50岁女性企业职工，在未来17年里推迟15年领取养老金确实有困难，应当根据国务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政策，对50~60岁就业困难的女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引导她们居家就近参与养老服务业，保障她们获得相当当地1.5~2.0个人生活费的最低工资，养老服务业也能承受得起。再有困难的人，可以通过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的方式解决。

另一个群体是艰苦岗位职工，应当根据岗位艰苦程度分别界定提前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严禁造假。

推迟退休短期影响就业

日报：政府和民众在推迟退休上主要的疑虑还是就业。很多实证研究也显示，延迟退休对于新增劳动力有负面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杨燕绥：一些人担心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必然导致推迟退休，进而影响就业，短期内确实有影响。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岗位不像教室里固定的50张椅子，老年人不起来，青年人没地儿坐。就业岗位取决于需求总量和产业结构。

促进大学生就业在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方便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老职工一般不会占那些IT、金融、医疗、物流业的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促进中老年特别是女性群体就业在于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岗和管理岗不到30%，70%以上的人工需要是对70岁以上老人提供贴身护理服务。在老龄社会，50~60岁的人去照顾70~80岁的人，被称为“时间银行”，这是老龄社会文化的特点之一。

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一边逐渐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一边分类促进就业，如同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在前进中才能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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