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太多了吗?》的作者之一,梁建章对日韩、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中国早在2000年就应该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甚至全面放开。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由于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的挑战,因此年龄结构老化的国家社会活力将有所下降,“这对国家经济或生产效率和财富的产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建章的一个身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出版著作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者。
事实上,梁建章还有一个身份: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身份让梁建章拥有了一个更为特别的研究视角来推动中国生育政策的改革。
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
《21世纪》:你一直在呼吁希望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你为什么认为中国亟待放开生育政策?
梁建章:其实任何国家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都应该放开生育政策,如此来看中国早在2000年就应该放开生育政策。虽然那时候中国的生育率还是1.8,但实际上这一数据是被高估的,那时候生育率其实已经降到1.4、1.5左右了。
与我们相邻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做出政策调整了,他们也都经历了从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的过程。因此,有人担心政策放开后补偿生育带来的反弹,我们是可以参照同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的。
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短期内的确可能有补偿生育的反弹,但是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反弹到更替水平,而反弹之后就会回到与中国目前经济水平相匹配的自然的低生育水平了。
按照我的测算,在反弹短期中国生育率可能会达到1.8、1.9,而随着育龄人口的减少,生育率还会回到1.5。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更高,受教育的水平更高、抚养小孩的成本也更高,因此如果中国要达到同样的城市化水平,生育率可能比这个数字更低。
年龄结构老化影响创新活力
《21世纪》:有学者指出要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梁建章: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关键是创新。我对社会创新活力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做过研究发现,年龄结构老化的国家社会创新活力会下降。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新企业的诞生或者原来的企业开拓新的项目都需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想法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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