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创业行为的研究发现,30岁是创业的黄金年龄,40岁后学习新知识和承受不确定因素的意愿都会下降。这并不是说四五十岁的人能力比年轻人差,而是年轻人更容易尝试革命性的技术和理念。同时,如果企业里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趋于保守,年轻人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历练也会变少,从而影响创新项目的开展。
其实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日本在电子领域上的创新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也缺乏新的公司出现,这与其人口结构老龄化很有关系。越是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旺盛,这对国家经济、生产效率和财富的产生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产业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随着参与决策的人的年龄结构老化,也会趋于保守,因为他们不愿意影响老的既得利益的企业或者个人。
《21世纪》:像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创新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也是非常低,你如何看到这一现象?
梁建章:首先目前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比南欧国家要高,另外像芬兰这样国家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可以培育不错的企业。有人说中国也可以通过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但是其实教育的投入最终是人的投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必然会出现一批最好的学校、吸引更好的师资,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资源多。但有的时候人才也靠天分,更大的人群选出来的人才从概率上还是优于小人群的人才。
中国目前政策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规模效应,中国的市场更大,也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到中国,从而创新速度和投资速度也就加快了。中国如果能够保持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规模,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如果人口减少,人口老化,愿意尝试新东西的人减少,出现“天才”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创新的活力也会随之降低。
提高生育率并不易
《21世纪》: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有哪些政策改变?
梁建章:首先要把目前政策对生育的限制取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目前生育政策有些变化,但是只开放二胎其实不会有太大作用,因为目前的意愿生育率比较低。只有国家充分意识到低生育率的负面效应,才会动用很大的财力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看国际经验,鼓励生育并不容易,能够通过鼓励政策提高生育率的情况也并不多,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俄罗斯,因为给出了比较高的经济补偿。
如果生育政策能够放开,中国的生育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均衡的反弹,但由于目前大城市的住房、教育等成本非常高,也不会出现很快的增长。而由于农村现行政策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也不会有非常快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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